听着这样的议论，吴望霞不用说很是得意了。她指点着相片对众人说道：“看见没，肩章上的一杠两星是中尉，是连级干部的标志。”
“麻家妈妈，你也好福气哟。”看着吴望霞投向四周、明显着是觅寻回应的眼光，衙后街的居民们鲜有不明事理的，于是便有那不吝溢美的人送起了恭喜。只是，真正了解内情的人却在心里生出了冷笑：这是麻芳离家七年后寄回来的第二封信。这不仅是因为麻家的成分是资本家，女儿既然进了部队，肯定要划清界限，而且作为继母的吴望霞过去待丈夫前妻的女儿很刻薄，双方根本谈不上母女之情。
不用说，虽然时下又开始搞运动，但衙后街的喜事还是有的，而且只要有喜事，这里的居民们都会议论一番，分享当事者的快乐。只是，令很多街坊没有想到的是，喜事虽然有，大家公认的文化人岑华年的日子却不太好过。尽管他素来相信一句话：身正不怕影子斜，可自打“四清”开展以来，城关镇党委尤其是驻镇的“四清”工作队就无视县教育局的不同意见，楞要将他作为“四不清”的审查对象，不仅工作要继续干，而且还要没完没了地接受工作队员们咄咄逼人的谈话，甚至怀疑他有经济问题，调了不少人来查账，搞得一段时间内，学校不少教职员工不敢主动和他搭腔，尤其是过去无话都要找话讲的羊琼华，一副避之唯恐不及的样子。
“华年，你没事吧。”看着丈夫话一天比一天少，郑文淑很有点担心。
“没事。”岑华年安慰着妻子。
看着丈夫勉颜为笑，郑文淑知道他是在宽慰自己，由是很有点心疼。她想了想，对他说到：“要不，你就向组织上提出，这个校长不做了，省得人家老是惦记着。”
“我早就向县教育局和镇党委提出过，但他们一直不同意，也不晓得他们是怎么想的。”听着妻子的建议，岑华年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在那些了解他的友人看来，他之所以只要遇上政治运动便会被揉搓一顿，全因为出身不好，以及有“海外关系”，但只有他自己清楚，除了这些原因之外，还有一个推手，那就是副校长姚显贤。此人虽然不懂业务，可仗着自己是学校党支部书记，很不服气头衔上的那个“副”字，总是想将它置换掉。说实在的，他早就不想干这个校长了，多次给领导说过，可是每隔三年，县教育局总是会给他送来一纸县人委的任命书，弄得他不知如何是好。对这所小学，他充满了感情，这不仅是为着它是自己父亲耗尽半生心血和全部家业建起来的，而且为着荔川县尤其是衙后街不少人都是在它这里发蒙、成长的。说它延续了古代县学和民国贫民学校的教育传统，一点都不夸张。人们常说衙后街是荔川县城的文脉所在，在他看来，它才是衙后街的文脉所在。只是，当人民政权刚一建立，他将它无偿捐献出去的时候，就觉得自己再也谈不上与它息息相关，更谈不上把握它的命运了，哪怕他此后一直担任校长。不独如此，他甚至觉得自己的命运也越来越不能由自己把握。
“华年，看谁来了？”
这个星期日，就在他坐在屋内的书桌边，非常苦恼地修改着已修改过数次的思想检查，以满足工作组“要深挖思想根源，彻底向组织交心”的要求时，郑文淑在院内呼唤起来。
谁来了？岑华年觉得有点奇怪了：敏感时期，还有谁会来探视他这个被工作队宣布为“审查对象”的人。可还未等他站起身来时，一个熟悉的声音便传了过来——
“华年兄，是我。”
“哎呀，是什么风把你吹来了。”岑华年一见来者是自己的总角之交沈家严，不由得十分高兴了。
“什么风，想你了呗。”沈家严走过来握住岑华年的手，用力地摇了摇。
“我也顶想你的。”岑华年一边说着，一边将刚才坐着的靠背椅让给朋友。
“你在写什么？”沈家严放下手中的提袋，坐下来，瞥了一眼岑华年铺在书桌上的稿纸，“思想检查？”
坐在桌边方凳上的岑华年苦笑了一下。
沈家严凝望着他，似乎想说什么，但又许久没有吱声。好一会后，方说道：“你这回的事情，我早已知道了。”
“你怎么知道的？”岑华年觉得有点奇怪。
“上官正告诉我的。”
上官正，他怎么知道？岑华年觉得不可思议了。自从上次文淑带着新锐在他家投宿至今，两家又好长一段时间没有联系了，而且除了牛厚怀，他在荔川县似乎没有什么熟人。
啊，对了，是牛厚怀告诉他的。一想到牛厚怀，岑华年马上便意识到了上官正以何会知道自己这档事。打从自己被工作组宣布为审查对象起，这位女婿就再也没来过家，有时候在街上遇见郑文淑，亦非常冷淡，简单说上两句便匆匆离去。
“华年，这回的事，你用不着犯愁，要我看，不过像以前那样，又走一回过场，没什么大不了的。”看着岑华年眉眼不展，沈家严劝慰道。
“我也是这样想的。”郑文淑刚好给客人端来沏好的茶，听他这样说，便插了句嘴。
“我知道自己没犯什么错误，可每次都要被无缘无故地折腾一番，很不舒服。”岑华年道出心里话。
“这事摊在谁的头上都不舒服，可怎么办，指望那些整你的人发善心？不可能的，终归只能自己解脱。”沈家严继续劝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