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87章残酷的政治斗争（三）
火车在风雪中行驶了近十天，在铁路终端的车站下车，然后，由汽车把他们接到流放地，一路上都有众多格别乌人员的押送。1928年的边境小镇上，偏远而落后，临近中华帝国的边界，离铁路线250公里，离莫斯科2000公里。城里没有自来水、电灯和马路，此外，这里还不断地爆发疟疾、鼠疫和水灾，游荡的疯狗也很多。
但是这边境的小镇也并非一无可取，冬天过后，皑皑的白雪融化后，草原上开满了红色的罂粟花，甚至绵延几公里。这里还盛产一种优质苹果，哈萨克和当地人的苹果园很是诱人。在这远离莫斯科的地方，托洛茨基甚至生活得颇为快活。他们向当地的果园主人租了一间木屋，和主人一同摘苹果和煮果酱。托洛茨基本人还记述了一次伏尔加河边的狩猎活动。如果仅从这方面看，托洛茨基的流放简直就是一次远游和度假。
英美等西方报纸以及政治家，对斯大林集团把他清除出党抱有幸灾乐祸的态度，这更加坚定了托洛茨基的政治信念：他是资产阶级不共戴天的敌人，是马克思和列宁的忠实信徒和战友，他是**内正确路线的代表，他领导着**内反对派的力量，和斯大林主义进行着斗争。但是，这个党允许反对派的存在吗？
显然，这个党和政权是在不断清除异己中确立起来的，它不会允许反对派的存在，即使想象中的反对派也必须彻底消灭。作为早年的革命领袖，这些原则的确立和不断清除异己的斗争托洛茨基是有份的。现在，他自己被作为异己给清除掉了。他还想作为党内一个反对派而存在。这怎么可能呢？
在那个边境的小镇上。托洛茨基在结肠炎、痛风和疟疾的折磨中，在亲人死亡和被捕的阴影下，不屈不挠地领导着反对派的斗争。托洛茨基有一段文字，总结了自己在这里的政治活动：“1928年4月至10月我们从这里发出 封政治性的信件。其中有许多是相当大型的著作，发电报约500封，收到长短政治信件1000多封，电报约700封。大部分是联名打来的。所有这些是在流放区范围内进行的，但也从流放区渗入全国。”
“另外，我们收到了从莫斯科发来的8、9封密件，即秘密活动的材料和信件，都是由专人亲自带来的。我们也向莫斯科发去同等数量的秘密信件。秘密信件使我们能够了解一切事件，并且使我们能够对重大事件做出反应，拒晚了一些。”用斯大林集团惯用的语言来说，托洛茨基人还在，心不死，正在进行疯狂的反扑。因此。握有绳头的人失去了耐心，勒紧绞索的时刻到来了
1928年12月16日。格别乌一名官员向托洛茨基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他停止一切政治活动，否则将改变他的生活条件和居住地点。这个严厉的警告意味着，托洛茨基将面临不测的命运。
托洛茨基非常愤怒，向全俄**中央委员会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做出如下声明：“要求我放弃政治活动，意味着要求我停止为国际无产者的利益而斗争。而这一斗争我已孜孜不倦地进行了32年，也就是我的自觉生活的全部时间。”这话在斯大林集团听来，不仅可笑，而且带点儿撒娇的味道。
托洛茨基在致党中央的信中控诉了斯大林权力集团对自己的迫害，信心满满地写道：“反对派拒目前表面软弱。它的伟大历史力量在于它把握了历史进程的脉搏，清楚地看到了阶级力量的发展变化，能预见到明天并自觉地为它做准备。放弃政治活动，无异于放弃为明天做准备。”这是我们非常，他的对手也用此类语言说话，“历史”和“明天”似乎就握在他们的手中。但是，曾经创造如此“历史“的人会有”明天“吗？
1929年1月20日，格别乌官员带着一伙全副武装的秘密警察，来到托洛茨基的住所，向他宣布了驱逐令：“经审理公民列夫?达维多维奇?托洛茨基一案，据刑法五十八条十款，被定为反革命案，该犯犯有组织反苏维埃政权非法政党的罪行。该党近期活动旨在挑起反苏活动，并策划反苏维埃政权的武装斗争。判决将公民列夫?达维多维奇?托洛茨基驱逐出苏联国境。“
托洛茨基的反驳和申辩毫无用处，拒他指责这道命令“实质是犯罪的，形式是不合法的”，但是，驱逐令必须执行，托洛茨基如一团用过的破抹布一样被扔了出去。
托洛茨基夫妇被押解着，在大风雪和酷烈的严寒中翻阅库伊达山口，在公路上坐上汽车，又在一处叙车站换乘火车，路上他被通知，他将被驱逐到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在一个指定的地点，托洛茨基和尚活着的二儿子谢尔盖和大儿媳作了简短的告别，囚禁托洛茨基的车厢停在一道铁路线上十二个昼夜，每天以罐头充饥。托洛茨基靠读书打发时间，从报纸上得知，几百名党的主要活动家和十月革命的组织者遭到逮捕，其中有150名“托派核心“成员。
托洛茨基曾要求到德国去，但得到的官方通知是，德国拒绝为其签证。十二天后，火车开动，把他押送至敖德萨。原准备用加里宁号把他送走，但因船被冻在海冰里，开不动，另一艘轮船伊里奇号紧急点火，只载着这名囚徒驶向博斯普鲁斯海峡。
托洛茨基并不想在伊斯坦布尔那座民宅里久居，或许在那里并不适宜建立世界革命的司令部。他后来到过好几个国家，丹麦、挪威、一度还到过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