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来方向感就差，而蝶家小区让我彻底失去了方向感。
因为小区内的小道太多，一样的鹅卵石子路，一样的高大绿植，一样的遮天蔽日，同质同貌，所以，我搬进蝶家后，每次进出小区都习惯性地晕圈。我始终认为这是我见过的最容易让人犯傻的小区设计。就连蝶也说：初居小区，进来不易出去更难。这话确实。我几次出门，一不小心就迷了路。有一次竟然绕了半天又回到碟家楼下。要不是蝶出来带路，我根本找不到小区大门在哪。我对这家不作为的物业管理公司有些恼火，“物业为什么不在每条小道上立个指向标示牌呢？”我问蝶。
蝶说：“设计师就是专门这样设计的啊。”
“为什么呢？”我问。
“为了安全啦！”蝶一脸骄傲地回答，“你想想，哪个小偷敢进来？这mí_hún阵还不让他自寻绝路？”
我想，这种无聊的安保设计未免夸张。我更是觉得这设计师一定是个满满套路的人，“他完全可以获世界人居设计套路奖！”我对蝶说。
蝶嘻嘻地笑道：“这设计师在岛城还真获了不少奖呢！”
从此，我每晕圈一回，就从心里给那操蛋的设计师送上一次‘草泥马’奖。
蝶家三百多平，五房两厅，南北通透，宽敞明亮。
我搬进了碟家，被分配在书房边一间存放着一些旧书报的房间。蝶说这间房原来保姆住过，后来保姆辞工，没有再请，一直空着。房间挺大，床、书桌、衣架、书柜……算是俱全。这房间隔着一条玫瑰色大理石的走廊，与蝶的父母卧室正好相对。而蝶的卧室，则与她的父母一墙之隔。
那个时期，蝶的母亲身体不好，从单位请假在家养病。
蝶的母亲在政府部门工作，是一位典型的马列老太太，兼职掌管家里的一切。蝶的父亲，也就是我的社长，是个典型的夫人至上的好男人，几十年来习惯了夫人的专制。
我住进蝶家不久，蝶的母亲就找我谈话了。
老太太清了清嗓子，先从国际形势说到国内形势，再从马列主义原理说到当前岛城的改革开放。然后，她清了清嗓子，谈到关于我的问题，“你住进我家这件事，是经过我与社长认真研究了好多天才做出的决定。我们家是一个讲规矩的家庭，所以，你要记住几件事：一、进门后要换上拖拉鞋；二、吃饭时不要咂嘴；三、用过卫生间后要冲……洗。”她又清了清嗓子——我怀疑是不是有鱼刺什么的卡在她的喉咙里——她一脸严肃地接着说，“鉴于你与我家蝶儿还只是处对像阶段，所以，我要特别提醒你：未经同意，不可以乱串房间，尤其是蝶儿的房间！”她这话说得让我有点尴尬，让我一下子脸红耳燥。但是，我还是很诚恳很谦虚地点头表示接受。
既然蝶母大人约法三章，我自然就提醒自己：寄人篱下，切不可得意忘形。我告诫自己与蝶分清界线，厘清距离，井水不犯河水。
我与蝶的恋爱中，没有一起游过公园，没有一起逛过商场，更没有手拉手去海边散步之类。即便在家里，我没串过蝶的房间，蝶也没进过我的房间。晚上，我们顶多在客厅里一起看看电视，简单地说说话。十点左右，老太太会准时提醒我们：“明天上班，早睡早起，该休息了。”
我们便各进各的房间，各找各的周公。
我回到房间后常常睡不着，于是，便会写写诗看看书什么的。
有一晚，我看书到了十二点左右，有点犯困，便去门边关灯。关灯后的黑暗中，我无意中看到门边缝隙里透射进一线光来。我凑近门缝一看，原来光源是对面蝶的父母房间的窗口。仅几秒钟，那束光也消失了。这个偶然的发现把我吓了一跳。我一直以为俩老应该有早睡早起的习惯，不可能这么晚才关灯休息，更不可能我这边一关灯那边也随之关灯。于是，一种被监视的惶惑掠过我的心头。后来的几个晚上，我试探过几次：关灯——开灯；对面房间的窗口也跟着我的节奏：关灯——开灯。于是，我基本上确定了我的猜测。
我显然很不爽，但是，我只能把火窝在肚子里。
直到有一天，终于憋不住，我把这事告诉了蝶。
蝶听了委屈得差点哭了起来，要找父母理论，我制止了她。
无论怎样，我与蝶是恋爱中的一对，而且，我俩毕竟处于青春躁动的年龄。一旦发现有人为的阻隔，一种叛逆便会油然而生。自此，每个晚上十点我们在客厅互道晚安时，总能从彼此的眼神中看到一种依依不舍的情愫。是的，我们极不甘心极不情愿地走向各自的房间。
而不久后的一个台风之夜，压抑着的叛逆终于表达了出来。
那晚，我们吃完晚饭，从在客厅沙发上看新闻联播。新闻联播说，一个名叫海马的十二级台风将于今晚十一点登陆岛城。
岛城人都知道，十二级台风，算得上大台风了。
九点多钟，社长便起身回房了。
马列老太太也起身，“你们今晚也要早点睡，台风很快就要登陆了。”她对我与蝶说。
我点了点头。
但是，蝶不高兴地瞥了老太一眼，说：“妈，才九点呢，台风早着呢！”
老太没有说话，进房去了。
我们在等待一部名叫《谍战》的电视连续剧。这部电视剧九点半开播，每晚两集，我与蝶一直追着看。
没有关机的意思。蝶一个一个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