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来亨没有第一时间杀掉左良玉，主要是节帅府的司法机关还没有筹建起来。这之前，张皮绠把抓捕左良玉时村民族老们的做法，全部告诉给了李来亨，让李来亨感到闯军极有必要强化在地方上的行政资源和司法资源。
固然，营田新法的推行，大大增强了闯军从地方获取资源的汲取效率。可这更多只是一种索取，闯军并没有在营田制的物质基础上，组建一套完善的地方行政和司法机构来。
这样的情况下，百姓得不到组织，民力只能被汲取，而不能被发动――发动群众，这四个字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那可就太难了。
特别是在明末，特别是对于闯军，那就更困难了。
李来亨接触不到几十万几百万的中小学毕业生，哪怕推行了这么久的军中扫盲班，闯军里能不能找出几千个粗通文字之人，也还很难说。
哪怕是最早期的红军，在人才资源上也比自己丰沛了几十上百倍啊。
夹袋无人，夹袋无人，干部紧缺，干部紧缺。
这是李来亨从一开始就头疼到现在的问题，他要把地方上的百姓组织起来，就必须摊开架子，在营田制的基础上，不仅是在每个府、每个州和每个县，而且要在每个乡、每个村都建立起完善的政权组织来。
说到底，仅仅靠一个营田制还远远不够塑造出闯军的政权来――孙可望可以做到，那是因为孙可望供奉起了永历朝廷的神主牌位，借用了大明三百年积累下来的权威资源。
而李来亨现在的情况，自然不可能借用大明三百年历史积累下来的政治资源，只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搭建闯军的政权骨骼。
这也是他为什么特别重视公审大会，一定要把左镇的将领官兵，全部押运回随州城受审的原因所在。
李来亨是打算用这场大办特办、特为隆重的公审大会，把闯军已经是官府、闯军已经具备了政权权威的这种观念潜移默化到湖广百姓的心中。
这样才能方便下一步的基层政权搭建。
正好，构建起闯军的司法机关，本来也在李来亨的下一步计划之中。现在为了搞超大规模的公审大会，也很有必要完成这一步。
为了方便考虑，李来亨还是将司法机关设置在节帅幕府之中，他直接借用了历史上唐代节帅幕府的幕职官名，以节度判官负责司法，判官之下的属官则称为推官。
担任节度判官的人，是由顾君恩推荐的湖广举人邓岩忠1。
邓岩忠是江陵人，举人出身，社会地位算得上是比较高了。但他的科场和官场旅途都不算顺利，没能考上进士更上一层楼就罢了，在为官期间又因不善于人情，年纪轻轻就致仕回乡。
嗯，毕竟是顾君恩找来的人，性格古怪、不通人情，倒也在李来亨的接受范围之中。
他毕竟是个举人，若不是李来亨已经击灭左镇、生擒左良玉，李自成又占领了洛阳、开封，闯军日益显出争鼎之势，邓岩忠肯定是不会冒着巨大风险参加闯军的。
不过现在是此一时彼一时，陈可新这样的举人都已经投靠了李来亨，其他如方以仁、顾君恩、提点学政的谢徵，也都是秀才出身。
邓岩忠一个连县官都做失败的落魄举人，能一下子跻身到李来亨节帅幕府的要职，也算得上是高攀了。
总算邓岩忠本人虽然不通人情，但李来亨稍微接触之下，也感觉他是个忠厚老实的实干派――嗨李来亨手底下的文人，最缺的就是忠厚老实人呀
当然，李来亨也不可能让一个根底不清楚的人物，立即就完全把持湖广闯军的司法系统。虽然他任命了邓岩忠做节度判官，但下属的推官，全部都是从各州县营田使、庄使中调任过去的。
未免邓岩忠在节度判官的任上耍什么小聪明，李来亨还让现在担任随州牧、已经经过随州之战考验的陈可新“佐其事”――实际上就是监督邓岩忠。
在用人方面，即便人才和干部的缺口极为巨大，但李来亨还是不会轻易松开口子，随便吸收未经时间考验的士绅文人到闯军核心来。
唉，不过也是因为如此，闯军的基层干部数量，早就匮乏到了极度紧张的地步。
这次庞存的事情，又让李来亨感到必须加紧完善闯军的基层政权建设。现在的问题就是缺乏干部，可是缺干部事情也不能不做，只能一边建设基层政权，一边培养干部人手，走一步路搭一步桥。
闯军是一张白纸，白纸固然有可以任意发挥、轻装上阵、没有历史包袱的优势，可是在这种时候，也会显出缺乏历史积累资源的劣势来。
但是李来亨相比较朝廷，也具备着一项巨大的优势――这就是闯军“白纸”带来的更高行政效率，通过营庄制，李来亨可以在绝大部分自耕农和佃户利益不受损、甚至是利益增加的情况下，将自己的政权财政收入，增长到朝廷统治时期的三倍、四倍以上。
湖广闯军的辖区内，超过一半的粮食都掌握在李来亨的手中，掌握这种最重要的硬通货，可以让李来亨依靠雄厚的物质基础，反过来补贴基层政权的建设。
方以仁倒是对他建议过，干脆在湖广乡村复辟以三老为中心的保甲乡官制度。可是李来亨虽然好于复古，也只是好于在官衔的名称上复古罢了，真要把具体的制度，特别是最紧要、最关系到一般百姓日常生活的基层政权体制，复古到三老、保甲去
这种大复辟犯的罪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