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学曾在奏疏里表示，他在调查应天、浙江等地田赋、商税等情况时发现，如宁波等地明明民间十分富庶，但田赋收得极低，而商税(不包括港口)的比例则低得可怜。
以宁波为例，如今朝廷最大的一笔收入居然是当地的几个私港。但私港所纳的关税恐怕也有很大的问题：单个私港规模最大的京华宁波港一年上缴的关税高达两万七千两，而宁波其他几个私港加起来，论规模是京华宁波港的两倍多，可上缴的赋税反而只有一万九千多两。
大明朝的关税，现在所执行的是当初高务实给高拱建议的那套办法，也就是不管货物，只按船只大小来论。所以京华宁波港既然规模相对其他私港的总和要小，那么按理说纳税也应该更少才对，为何现在京华每年缴税两万七千两，其他私港加起来却还比京华少了八千两？
至于这件事怎么又和潘晟挂钩了呢？这个简单：魏学曾查到，潘晟的侄儿潘益忽然成了某处私港的大东家。
看到此处，申时行立刻坐立不安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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