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现在这个世界的大明，由于实学派的主导已经持续了将近二十年，商人的地位更是比原历史中还要更高一些。
这不奇怪，高拱早年就专门写书谈过“义利之分”，随着高拱持续当政，实学派改革不断前进，这种观点对于民间的影响乃至于官方的影响都是不可估量的。
而且，高务实本人还树立了一个典范：文为状元，商则首富。
虽然限于“祖宗法度”，他名下的各部分都有族人、家丁充当白手套，但天下人谁还不知道他才是京华真正的东家吗？
而京华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呢？不是说规模，是说社会贡献：京华在大明的各部分产业，去年全年上缴了一百七十三万两各类赋税，其中最后能够收到中枢的就有五十九万两，接近于大明全年户部总收入的十分之一。
这么大的社会贡献，你说高务实这个“商人”是坏蛋？
民间层面如此，官员层面也同样变化了。实学派不必说了，一贯主张提高商人地位；心学派方面其实在这一点上也是和实学派一致的——其实心学派官员背后的大商人更多呢！
从朝廷官员这方面来看，影响最大的如邱濬、王守仁、王廷相、高拱等人，全都是支持提高商人地位的，各种理论早已奠基完成，就差最后成事了，可不是高务实凭空来玩这一手。
这里就有一个疑问：既然那么多大佬都支持提高商人地位，为啥到现在还没搞成？
答案并不复杂：社会地位要与社会贡献挂钩，朝廷或者说皇帝才可能接受。
你光要求提高地位，但我皇帝、朝廷半点好处没看见，我凭什么答应你啊？我帮你改革这个玩意你以为是没有成本的？我要考虑顽固派会不会顶牛，要考虑变更祖制带来的“正统性”动摇，还有其他各个方面都要考虑到。
你光是动动嘴皮子我就给你办，你是哪边脸长得那么漂亮啊？
然而，问题就是在这里卡壳了，因为在高务实出现之前，几乎没有哪个商人愿意去承担什么“社会责任”。
又或者换句话说，现在的商人们觉得他们已经承担了很多社会责任了。
什么？你们连税都不肯交，承担了什么狗屁责任？
这里还真有点误会。
高务实眼中的社会责任，缴税几乎是最基本的一项，因为税收这东西原则上就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然而问题在于这个观点与当今大明这个时代的主流观点并不相符。
主流观点是：天下是皇帝的天下，故天下人供财于皇帝。
别说民间都是这么想，实际上连很多官员都是这么看的，这就糟糕了。
天下万民养你一家一姓，我们都是被统治阶级，都是吃亏的人啊，那当然是交得越少越好啦！
这个问题如果要展开、要全面改革的话，皇帝对于户部的财权都必须限制，因为只有皇帝无法把户部的钱拿去私用(比如赏赐潞王那种)，天下人才不会觉得这钱全是交给皇帝个人了，但高务实显然还搞不了这个。
不过，这事不能总想着皇帝先妥协，否则今天拖明天，明天拖后天，拖到天荒地老也解决不了。
权力有限，还是先搞定商人这块。
商人们之所以没交多少税还认为自己承担了社会责任，原因在于什么？
在于他们经常也会为了在乡梓之地的名声而去做诺摹耙寰佟保还有就是像高务实当年那样出钱赈灾，这都是商人们常做的，也是他们认为自己其实是承担了社会责任的主要原因。
除此之外还有，比如那些年闹倭寇厉害的时候，很多商人也会捐献银两(或者被迫捐献)，来供当地加强守备等用。
此外还有种种，地方上要搞什么建设也好，要搞什么防务也罢，动不动就会召集商人“纳捐”、“认捐”，商人们不管是真心还是假意，面对地方官也没有多少底气说不，于是……社会责任不就承担了吗？
但高务实认为这种“承担”是很扭曲的，而且作为朝廷而言，这玩意根本不可控！
历史上崇祯皇帝自己穷得龙袍都要打补丁了，后宫嫔妃们首饰都快捐空了，京师商人捐了多少银子吗？有，但没多少。甚至于京师官员更狠：我是清官啊，我没钱捐啊！
然后李自成一来，直接查抄出的数目都超过了两千万两。
高务实的观点很简单，你的钱是合法所得，再多都没问题，朝廷不该打你这些钱的主意，但是该交的税你得交。至于纳捐什么的，你有心有力，愿意献这一份心力当然好；反之，你不肯纳捐，其实也没什么不对，不能搞道德捆绑。
（以下防盗段落已经更新，可以正常阅读了。本来说等半小时，但我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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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事并不好办，高务实所能影响的到的商人虽然多，但整体而言以北方商人为主，其中除了京华自身以外，核心就是晋商商帮。
晋商这边，高务实还是比较有信心能够说服的，原因不仅仅是京华实际上已经成了北方商场的龙头霸主，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因素就是王崇古、张四维都还在世。
王崇古虽然致仕了，但他身体还不错，原历史都要明年才会去世；张四维虽然身体差些，但这个世界有所变化，李时珍一直关注着，他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