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总觉得，这次事情恐怕没有这么轻易结束，心学派虽然在朝堂高层来说不占优势，但现在情况略有改变：一来王锡爵可能已经到了山东，再过几日便要赶到京师起复履新了；二来心学派在朝廷中下层官员群体还是占优的，尤其是在南方，更是占据明显优势。
萧良誉很难相信心学派会在皇帝这一顿杀威棒之下马上哭爹喊娘的认怂服输，反而很有可能会发动更为声势浩大的反击。
此时他已经将奏疏送走，但却越想越不是路，再三犹豫之后，他把自己的随从家丁叫来，悄悄吩咐了一番话，便让他先走了。
这家丁的去处自然不是别处，只能是昭回靖恭坊的“尚书高府”。
萧良誉的消息传来时，其实高务实已经得知了，毕竟司礼监得知的消息对高务实而言相当于不设防，除非是黄孟宇和陈矩认为那消息与高务实无关。
不过，司礼监传给他的消息只是把情况说明了一下，并没有夹杂任何看法，而萧良誉这边则加上了他自己的担忧。
对于萧良誉的担忧，高务实完全可以理解，因为他也认定这件事不会如此简单的完结。
申时行的票拟出现漏网之鱼，这大概只是个意外，高务实估计他多半是因为同类弹章太多，因此没有字斟句酌的细看，大致扫了几眼之后发现是说“谤君”，便通通按照“标准答案”来写了票拟。
这也可以理解，毕竟申时行身为首辅不可能只看这些奏疏，等着他处理的政务还多的是。
不过这样一来，就可以反过来看出皇帝对这件事的重视态度了——申时行要看的奏疏多，皇帝要看的奏疏也不少啊，可皇帝偏偏就仔仔细细被这些弹章看完了，以至于能一把揪出其中的四个典型来。
或许，皇帝对今天的弹劾风潮早有预计，甚至早已经打定了主意……
高务实当然颇为欣慰，不过也同时有些警醒。
皇帝的重视态度一方面自然是对他高务实本人的重视，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也是他对于将高务实安排在户部尚书一职上会引起的变化的重视。
朱翊钧希望高务实在户部尚书任上带来什么变化？最直接也最基础的一点是毫无疑问的，那就是切实保障开藩禁一事的顺利推行。其次自然是保障各地财政安全，不会再出现西北之乱那样因为钱粮不足而生出的大祸来。
出于对朱翊钧的了解，高务实私下估算，朱翊钧大概能猜到自己上任之后会在商税上想办法，不过……他大概没想到自己的步子会迈得这么大。
在商税上想办法不奇怪，因为高务实一直都是这个主张，他还在给朱翊钧当太子伴读的时候就已经经常提到这种思想了，朱翊钧熟悉得很。更别说他当年的廷试策论也是拿收商税说事，当时还差点造成朝廷争议呢。
但朱翊钧大概率不会猜到高务实这次没有搞迂回包围，反而直接一拳打出来——这的确挺不符合高务实的做派。尤其是，高务实以往如果要提出什么改制、改革，都会提前很久做出铺垫，等到万事俱备之时，才自己出来充当那一阵东风。
这么做的好处当然很明显，毕竟遭到的反对声音会小很多，压力也不大，每一项措施都差不多算是瓜熟而蒂落，省时省力还省心。
而这一次，高务实是真的在“动摇祖制”——他在《取用疏》里摆明说：“此非独税法之所当变，户部等衙计度旧制亦当有所更易。”
“当变”、“亦当有所更易”，这还不算摆明车马？
如此，激起强烈的反对那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高务实觉得，朱翊钧仍然选择祭起杀威棒为自己站台，一来是过去十几年受自己影响甚深，二来则是对改变现状的强烈渴望，三来……那就是他个人的用人习惯问题了。
刚刚亲自选定的户部尚书，如果第一把火就被他自己浇灭，这明显不符合他用人的习惯。而且他也不可能如此轻易的打自己的脸，哪怕硬着头皮当一次宋神宗，高务实这“王安石”他现在也非保不可。
不过高务实很清楚，这只是表明自己当前的政治处境还不算危险，却不代表自己始终安全。
安全与否，取决于财政改革的推行是否顺利，以及改革之后的红利是否丰沛。
如果改革的推行不畅，严重一点说，比如搞出又一起西北之乱那样的大乱子来，朱翊钧还能不能继续支持就很难说了。
他是高务实的同窗不假，但他首先是大明的皇帝，不可能拼着天下大乱的危险还死死咬牙不松口，非要陪着高务实一起去死，顺便拿祖宗传下的江山社稷来陪葬。
那不是皇帝，那是傻鸟。
而改革之后的红利是否丰沛也很重要。如果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把改革完成了，结果每年的岁入只多了个十万八万，想想也知道朱翊钧心底里肯定会觉得不值。
让皇帝感到后悔，高务实还能有好果子吃？纵然嘴上不说，他对高务实的依赖也一定会大大地降低。
好在这都是后话了，高务实对商税改革这件事的“疗效”还是比较有信心的，真正的难点反倒是推行过程。
商税改革一事，在北方好办，难点在南方。尤其以南直隶、浙江那一块最为艰难，更麻烦的是那边还不归户部直管——中间还得经过南京户部，这就更是加大了难度。
高务实一边想着，右手手指也习惯性的在扶手上有节奏的叩击，半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