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一来，他既避免了身为皇帝却朝令夕改、自食其言、自损威望的举动，又表达了对文官集团的理解和尊重，简直完美操作。
可是，正因为皇帝在阁臣全体叩阙这种巨大的政治压力下还能进行完美操作的表现，让京中百官都越发紧张起来。因为这意味着两点：一，皇帝早有预谋，早已料到内阁的反应，同时也早已有了应对之策；二，皇帝对于这些原本是文官集团最为擅长的政治手段已经炉火纯青。
那么在这两点基础之上，再考虑一下这位皇帝的性格，百官立刻意识到：此非穆庙，此乃世庙再临也。
先帝隆庆是个“好欺负”的皇帝，虽然他在位期间奠定了很多大事的基础，完成了诸如俺答封贡、开海开关之类的壮举。然而单从他的统治风格而言，他是个“好欺负”的，文官集团从来没有认为他对自己造成了什么威胁。
没错，他是很依赖实学派、依赖高拱，可实学派也好，高拱也罢，那也是文官集团的一个部分啊！穆庙依然是按照文官集团所希望的那样放权给文官集团在统治啊！
但今上现在的表现却不同了，他搞出“设立定南都护府”一事，连预定的都护高务实本人都不知道消息，而且还把内阁及高务实本人的反应早已预计好了，不慌不忙地接下了大臣们随之而来的招式，并且在此过程中达成了他想要达成的全部目的。
他不是真的打算现在就设立定南都护府，结果定南都护府果然没成，而他却通过此事明确地在全天下面前为高务实画了个饼。
这个饼在理论上绝对符合文官集团的理想：功懋懋赏。
然而事情没有这么简单，文官集团在面临皇权威压时的确团结一致，但在皇帝偏向某一方进行恩赐之时，却是会引起其他人嫉妒的。因为嫉妒，就会反对，哪怕反对不成，也会时刻盯着，准备挑错。
换句话说，皇帝这样来一手之后，所有人都知道皇帝要把南疆整个“赐封”给高务实了。这个情况，实学派其他人怎么想还不好说，但很显然心学派绝对不会高兴，其他中立派没准也开心不到哪去。
不高兴，不开心，那就要挑刺啊，要找麻烦啊，而这些的前提都是要对高务实的一举一动实行更严密的监视，甚至对南疆的一举一动也要加强监视，争取发现问题。
这样一来，高务实就不得不更加小心翼翼，南疆也不敢有任何轻举妄动，而皇帝不费一兵一卒就完成了对大局的掌控。
与此同时，他以完全符合祖制的方式“收回成命”，把自己的威望损失降低到最低——其实甚至没有降低，因为大明朝的皇帝连被喷都是常事，除了“二祖”之外，有几个皇帝不曾被内阁、六科等封驳过圣意？
但他这么做，偏偏又绕回去解决了内阁要挟他的根本理由，即皇帝不遵祖制，无视内阁等等。
这位皇帝已经拥有了世宗嘉靖帝一般的权谋手腕，且他手里的牌远远超过继位初期的嘉靖帝。这个威胁对于文官集团而言有多大？
难以估量，但至少王锡爵认为，皇帝不会虎头蛇尾，这一次权谋的应用必定还有一个更明显、更一目了然的直接结果，而这个结果……他认为多半会落到自己头上，或者说心学派头上。
自家人知道自家事，皇帝不肯“早正国本”，而心学派偏偏是号召“早正国本”的主力，所以在这件事上，皇帝对心学派肯定是不满的。
固然，王锡爵很清楚，在实学派——尤其是实学派高党——掌握着朝廷大多数重要事权之时，皇帝几乎不可能把心学派打压到底，而一定会保留着心学派的架子，交于他们一些重要的监督权，以确保实学派不失控、朝廷不会变成实学派一言堂。
然而，作为心学派的两大柱石之一，他还是要不断的试探皇帝的底线，即皇帝心目中对于“朝中平衡”的判断标准，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为心学派取得更多的权利。
至于他坚持早正国本，这件事倒不只是郑皇贵妃之流所想的那般肤浅。早正国本这事其实对王锡爵而言，个人利益并不大，了不起就是当时取得一些声望。
他这么做真正的原因，是满足心学派的政治需要：心学是道德实学，若不坚持道德正确，那就完蛋了啊！根子都烂掉的树木还能存活吗？
这就好比实学派若是不能做事，或是做出的事情什么都改变不了，朝廷该穷还是穷，该打败仗还是打败仗，那它实学派不也得完蛋吗？
什么叫政治正确？这就是了。政治正确古往今来任何时期都有，绝非后世专享。
米帝白左难道不知道纵容某些族群会导致很多严重的社会问题，乃至于经济、文化、政治、军事等各个方面的问题么？他们当然知道，但是他们如果不继续坚持白左、坚持圣母下去，他们自己搞不好就先完蛋了！死道友不死贫道啊，对立党派的威胁可比国家衰败的威胁大了去了——这个道理看看明末的东林党就知道。
一个即将没落的政权从来都有相似的麻烦，即“我知道问题在哪，但我不能去改变，因为我一旦去改变，首先我自己就完蛋了”。
这个道理，后世有学者总结为利益集团纠缠压制下的“不可作为”。就好比原历史上明末的“江南士绅抗税(不一定都是暴力抗税)”，明末根本解决不了，因为大量当权派都是江南利益集团的人。
到了鞑清初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