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三位不是主管过兵部的就是正在主管兵部的，虽然目前得到的消息不太细致，但至少可以明确一点，南京城还在朝廷手里。
吴兑是以往负责兵部的阁老，在梁梦龙入阁之后，他名义上也还可以过问兵部事务，但实际上主要却在帮高务实的户部说话；梁梦龙直接管兵部之事，但大多是在战略层面，战术层面主要还是得让大司马自己来。
因此，周咏不得不站出来准备回答皇帝的问题。然而这个局面却并非申时行与王锡爵希望看到的，只是王锡爵作为群辅，皇帝问到的事与他的执掌无关，不太方便直接插话打断，于是申元辅不得不站了出来。
申时行作为首辅，当然是对任何事情都有发言权的，因此抢在周咏开口回答“如何打”之前道：“皇上，臣以为此刻不宜先论及如何武力平定，甚至不该贸然将此次事件定义为暴乱。”
这话与朱翊钧的观点是冲突的，但大明的传统力量足够强大，纵然是皇帝也不能不给堂堂首辅说话的机会，只能耐着性子，一脸尊重地颔首道：“申先生有何高论教朕？”
申时行一脸肃然，行礼道：“不敢，臣以为漕军此次出事，归根结底是由于倭寇袭扰，烧毁烧伤了大量漕船，导致漕军以为要自负四成损失而造成的。
故在眼下有两点最为关键：一是倭寇袭扰为何能长驱直入南京，苏松海防到底怎么回事？二是漕军此次损失虽大，但因为着实事发突然，天下无人可以预测，朝廷若能酌情减免漕军自负损失之赔偿，或可将此次骚动消弭于无形，而不必以武力镇压。
皇上，漕军并非狼心狗肺主动图谋造反，轻易镇压只会使亲者痛而仇者快，且南京及周边久无战事，各卫皆无战争准备，贸然一战未必是良机，反而只能使事态加剧，危害甚大，臣请皇上三思。”
朱翊钧稍稍沉默，问道：“那么，这股倭寇到底从何而来，又如何逃过海防监视进入长江内河，乃至于杀到南京城外的？”
这也是兵部的事，周咏还是要出来作答。高务实在京时，这位大司马很少有表现的机会，现在难得有此机会，却偏偏都是坏事，也是够倒霉的。
周咏下意识清了清嗓子，施礼道：“回皇上，关于倭寇进入长江一事，驻扎在崇明县的刘家河游击唐文方已有回禀。
据他所言，当时倭寇贼船七艘由岛南进入长江口，崇明守御千户所与关税署税警总队苏松缉私舰队崇明岸防所同时发现贼踪，崇明守御千户所立刻派船通知本卫(镇海卫，驻苏州府太仓州)，而关税署税警总队苏松缉私舰队则立刻派出当时在港的一艘战船(即那艘武装运输舰)尾随追击。
倭寇船小，若是行船于海，原是慢于缉私舰队之战船的，但因为进入长江海风骤减，缉私舰队的大海船反倒比倭寇贼船慢了一些，故追击效果难免不佳。
而镇海卫获知消息之后只能就近从福山巡检司派出两艘小型战船汇合缉私舰队战船一并追击，因此三艘官军战船只能尾随，距离倭寇贼船越来越远。
好在天不佑贼，不久之后之后刮起大风，缉私舰队的大海船速度提高，最后才出现了倭寇袭击秦淮河上漕军不过半个时辰便被追上的官军三艘战船攻击，不得不放弃继续抢掠、烧船等恶行，夺路出逃之情形……”
朱翊钧伸手制止他继续往下说，而是问道：“朕问两件事：其一，崇明县在长江口之中心，大司马说那些倭船由岛南驶入，是否意味着他们来自苏松或者浙江方向？
其二，倭寇行事历来以财帛为目的，朕闻如今上海港繁荣兴盛不亚于南京，倭寇何以舍近求远，不去上海港却去南京？须知南京不仅城防坚固，且当时漕军聚集，足有二三万之多，倭寇人数不及漕军十一，何以如此狗胆包天？”
周咏答道：“臣曾听大司徒介绍，得知倭寇来我大明需趁风势、洋流，故从倭国前来，多半会漂流至浙江一线，此次出现在崇明岛南倒是不足为奇。
我大明海防之坚本不必细说，但江浙沿海已多年不曾再遭遇倭寇侵袭，平时巡海又有固定时间，倭寇但凡有一二内线，必能躲过我巡海舰队。但此中的确有一个疑点，即江浙沿海除了我水师巡海之外，本有无数商船幅轴往来，此次竟无一船发现贼踪并上报，着实有些异常。
至于倭寇为何不曾袭扰上海港而去南京……为何去南京现在并不清楚，但倭寇袭扰上海港却是有道理的。皇上，上海港乃是京华私港，港口岸防力量颇强，有海防一号炮十二尊，二号炮三十余尊。港口内也常年驻泊大量海船，其中京华的载炮武装运输舰就有许多，倭寇船小人少，去袭扰上海成功的几率极低，不仅无利可图，甚至遭到强力打击。
至于南京，此番漕军汇聚，漕船数百，船上载货无数，利益巨大，足以羡煞倭寇，令其垂涎欲滴。而漕军不善作战，数十年前曾多次被倭寇以极小代价掠走大量货物，因此倭寇不怕漕军。
臣以为，眼下的问题不在于倭寇为何敢去南京，而在于倭寇何以知晓南京彼时有大量漕军船只停靠——据臣所知，江南漕船此次汇聚南京，乃是出自漕运总督舒应龙的命令。”
朱翊钧目光一凝：“大司马是在怀疑舒应龙？”他此言一出，申时行与王锡爵都忍不住皱眉，心里盘算怎么应对这样的质疑。
但不料周咏这次的表现非常“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