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国听完，看神情似乎并不太意外，只是点了点头，道：“既如此，愿日新宏图得展。国去矣，日新请回。”
说着，许国挥手转身，走向皇帝批准驿站用于送他回乡的牛车，再也不曾回头。他的几位门生上前道别，他也只是随手摆了摆，道了一声“珍重”。
高务实跟上前去，将一截柳枝放在车辕边上，也道了一声“珍重”，然后转身离开。
年岁相差三纪(即三个十二年)的一对“师兄弟”，早年在高拱时代都曾为实学派的兴盛做出努力，却终究在各自即将走上巅峰之时有了道路之争，而最终在高务实取得绝对优势之后分道扬镳。
唯一的幸事，大抵就是最终保持了君子之争，和而不同的局面。此后山水不相逢，莫道彼此长和短。
送别完许国，高务实也有些感慨，总觉得这似乎也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终结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启。终结的，是实学两派相争的时代；开启的，是高党一言九鼎的时代。
内部的掣肘已然不多，该是轻装上阵的时候了。不过，今日既然高务实已经上疏说要休养，来送别许国已然显得有些不合时宜，就更不好继续在外逍遥，因此高务实还是选择早些回府。
南宁候府之中当然也没有主人家正在休养，因此闲人免入的模样，恰恰相反，高务实的学生们今日联袂前来恭贺了。
高务实的弟子早已经有好些个了，但官场上的“学生”和“弟子”其实有区别，正在最受他重视的官场“学生”主要还是那三位：李廷机、叶向高、方从哲。
这三位都是万历十一年的进士，说起来只比高务实晚了一科，按照大明朝一贯的规矩来说，其实不大可能成为高务实的学生。然而高务实自来容易成为特例，所以他成了那一年的同考官，又恰好挑中了这三位的卷子，成了他们的房师，最后被他们三位拜为恩师。
从万历十一年至今，九年时间已经过去，这三位在翰林院、詹事府积累和历练都已经差不多够了。如今这三人，李廷机已经做到国子监祭酒；方从哲做他的副手，充为国子监司业；叶向高倒是依旧留在翰林院，充作侍讲学士之一(翰林院侍读学士和侍讲学士的“编制”都是两人)。
国子监作为朝廷最高学府，类比古之太学，其祭酒和司业相当于校长和常务副校长，所以这俩位置其实是很重要的。举个例子，高拱当年就做过国子监祭酒，而那时候与他搭档的国子监司业正是张居正。
至于叶向高的侍讲学士，那也是重要位置。这是因为一般情况下翰林院理论上的一把手翰林学士常常缺位，因此四位“侍”字头的学士就往往是翰林院里的“四巨头”，而这四位里究竟谁说了算，则要看皇帝从这四位里挑哪位出来“掌院事”。
很巧啊，叶向高目前正是那位“掌院事”。顺带一提，他们仨当年考中进士之后，负责主持接下去馆选庶吉士考试的是陈于陛。而在高务实的交待和安排下，他们三个的馆选成绩个个出类拔萃，深得陈于陛欣赏。
再加上后来收服了陈党，并且把陈于陛捧上了天官之位，因此陈于陛从翰林院“掌院事”卸任之前，就推举了唯一还留在翰林院的高务实门生叶向高接替自己。皇帝当然也清楚叶向高的老师正是高务实，所以这个任命一点波澜都没起就被批准了。
总而言之一句话，当前大明朝廷的学官三巨头，大概可以说已经被高务实这三位门生包揽了两三年之久。
事实上他们这一科，也就是万历十一年癸未科金榜堪称人才济济。李廷机、叶向高和方从哲三人在原历史上都做到过首辅就不说了，榜中还有好些名人。
这一科三甲是朱国祚、李廷机、刘应秋。状元朱国祚人帅气、字漂亮，不过他在万历一朝，基本上都在东宫打工，也就是混詹事府，很少有出场的机会。原历史上光宗泰昌帝临朝才进入内阁，可惜光宗短命。到了天启三年，魏忠贤觉得他很麻烦，就把朱国祚赶回家去了。
榜眼是李廷机，就不必介绍了。探花刘应秋，心高气傲，看不惯很多官场作风，经常讥讽达官贵人，因此得罪不少人，一辈子没当上什么大官，倒和汤显祖关系极好。
不过刘应秋自己官运不行没关系，他的儿子刘同升居然也挺争气，崇祯十年中了状元，比老爹考得还好。后来明亡后，他在江西老家抗清，因为劳累而死，也算是为大明尽了忠。
二甲十二名叶向高和二甲三十名方从哲也不必说。二甲二十二名申用懋，正是申时行的儿子。因为申用懋中进士这事，当时还有言官弹劾过申时行，但是朱翊钧当时直接无视了。
与申用懋的情况类似的还有张四维的儿子张甲徵，也一样被弹劾说是靠张四维的面子高中，但和申用懋一样，同样查无实据。
其实说起来，这些情况和王锡爵之子王衡一样，老爹在位时如果考中，免不得要被质疑甚或弹劾，但其实文才都是真有的——这个年代的精英教育几乎都在文官家，因为文官们自己就是靠着考试混上去的，“鸡娃”属性谁不点满？
只不过王锡爵脾气更炸，直接让王衡罢考，等他退位下来之后再去考，结果仍然是榜眼，天下第二。
二甲第二十七名郭正域，后来的东林党大佬，做过朱常洛的日讲官多年，也在很长时间里都被东林党力推，希望让他入阁。不过东林党也未必就百无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