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王朝、或者是一个文明的延续，靠的是什么？其实不在它的外部环境，不在于它的兵马有多少，刀枪有多厉害。而是靠的内功。前苏联还不强大吗？一度压得整个西方喘不过来气，让西方只能拉拢极度厌恶的华夏来分担它们的压力。而前苏联崩溃之下留下来的军事遗产仍然能够让那只巨熊挤身世界军事强国。可如此强大的铁幕帝国，不还是喊垮就垮了。
所以文明的延续，靠的主要还是内在，是它的人文环境、政治制度、民众的意识形态等等方面。汉民族是一个了不起的种族。勤劳坚韧，聪明睿智，热爱学习，胸襟宽广，又有生的忧患意识。所以汉人才能够从一次次废墟中又重新爬起来，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建设自己的的家园。
有这样的百姓在，统治阶级但凡用点心，但凡对自己的臣民们好一点，每一个王朝又怎么可能只有短短三、四百年？当然，王朝的更替，原因有很多，我们也不能完全归罪到统治者头上。
比如汉朝，它的覆灭完全是诸侯们太厉害了。皇帝和朝廷控制不住自己麾下的诸侯。从这一点上来，提倡废史立牧的刘焉，可以是罪魁祸首。汉灵帝听了他的，在下分设牧伯以助朝廷镇抚下，结果汉灵帝英年早逝，他老人家撒手一去，董卓乱政，诸侯们借机收兵自立。好嘛，权力一放下去，就收不上来了。于是太阿倒持，授人鳟柄的汉子，就悲剧了。
像现在，李利在并州和河东搞的这一套，就有点似在搞政治体制改革。他在尝试着，能不能在一片废墟上建立起新的秩序并以此来获得绝大多数饶认同。
一项政策，要是设计得再好，但却没有办法施行下去的话。那也是毫无用处的坏政策。田地的产权问题很好解决。河东和并州都是他打下来的。无主之地和荒地的处置权，自然是归他这个最大功臣来处理。除了赏赐给麾下文武和有功将士们之外，其他的李利捏在手上，并没有什么不妥。
而他以此来招募流民、少地的自耕农前来耕种，更是让人无法指责。这对于社会的稳定，秩序的重建，有着莫大的功德。百姓们有地，心就安定下来了。而有人种地，就有人给朝廷交租赋，服徭役，官府的心自然也会跟着安定下来。一个稳定的循环固定下来之后，就可以安心的准备发展生产了。
但对于青苗法的施行，李利却是非常谨慎。他之前也只与荀攸和贾诩、钟繇三人沟通过。
青苗法的思路，来自于宋代王安石。而王安石的青苗法，则是古代一种制度的演化变种。那就是战国时期便有聊常平仓制度。平准思想起源于范蠡，《管子》一书中，也有相关的记载。后来在战国时期，李悝在魏国实行平籴制度，即官府在丰年购进民间多余粮食来储存，以免谷贱伤农；在灾年卖出所储粮食，以此来稳定市场，抑制粮价上涨。到了汉武帝时，桑弘羊对此加以完善，创立“平准法”，与李悝的那一套大同异。
到了汉宣帝刘询时期，政治清明，战争也没有了。于是连年丰收，谷价有时贱到一石五钱，农民辛辛苦苦忙碌一年，种出来的粮食却换不来几个钱补贴家用。利益大为受损。朝廷得知之后，就开始实行粮食收贮，在一些地区设立粮仓，由官府出面，用一个适当的价格来收购百姓的大量粮食。后来又鉴于每年从关东向长安水运官粮费用过大，有大臣建议从近处的三辅等地籴谷以供长安之用，可省漕卒过半。在试行收到成效后，朝廷在边郡普遍设粮仓，谷贱时增其贾而籴，谷贵时减贾而粜，名曰“常平仓”。从此之后，“常平”作为一项正式制度在汉朝全面推校
不得不，桑弘羊真的是个经济才。他搞了平准法、均输法、盐铁官营、币制改制等等一系列措施，硬生生的把汉武帝的底给兜住了。汉武帝能和匈奴互掐四十几年，除了他爷爷汉文帝和父亲汉景帝留下的丰厚家底之外，就全靠桑弘羊了。
平准法的推行，在一定程度上平抑了物价，限制了市场上的投机活动，特别是限制了富商对市场的操纵，对百姓有着莫大的好处。但同时也有着它生的局限，比如商人与官吏勾结起来一起囤积居奇，贱收贵卖，进行投机活动。但这种事情，放到后世也是避免不聊。反贪和打击官商勾结那是属于御史的工作范畴了。
因为这个弊端，贤良文学们曾经对平准法和常平仓发动过猛烈的抨击，但平准法和常平仓到了东汉，仍然没有被废除，汉灵帝熹平四年（西元175年），朝廷改平准令为中准令，由大司农麾下转属内署。但只是掌知物价，却不再直接参与商业经营活动了。至于常平仓，因为东汉末年的政治黑暗，早就没有人维持了。到了现在这诸侯混战的时候，就更加无人过问了。
那么王安石的青苗法，与汉朝的平准－常平仓制度又有什么不同呢？汉朝的平准法和常平仓，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抑止粮价，是汉朝廷控制粮食市场一的种法律手段。它利用分布在全国的常平仓，根据当时市场中粮食的供需关系，来决定买入粮食还是售出粮食。以此来达到公私俱济，家给人足，抑止兼并的目的。
这项制度后来弊端种种，朝廷还一直不废除的原因，那是因为朝廷发现了这项制度的一种好处，就是能够有效的维护朝廷的统治。另外因为季节性差价的原因，运行常平仓，朝廷也不会导致亏本。要是碰到会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