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论语·雍也》）
朱熹注曰：“知者达于事理而周流无滞，有似于水，故乐水；仁者安于义理而厚重不迁，有似于山，故乐山。动静以体言，乐寿以效言也。动而不括故乐，静而有常故寿。”
君子以行仁义为事业，也需要勇。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
子曰：‘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论语·阳货》）
君子也尚勇，但勇的前提必须是仁、是义，是事业的正当性。
“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论语·宪问》）“见义不为，无勇也。”（《论语·为政》）
无义而有勇可能作乱，也可能成为强盗。
君子还要做到中庸。
孔子很强调中庸，在孔子看来，“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雍也》）
《中庸》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
中庸是不偏不倚，是无过无不及，是一种恰到好处的适中。
程颢、程颐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过与不及都不好。
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孔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
曰：“然则师愈与？”孔子曰：“过犹不及。”（《论语·先进》）
《中庸》借孔子之言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
中庸是恰到好处。
如何做到恰到好处？并没有一定的法则，而是需要当事人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给予灵活运用。这就涉及到所谓的“权”。
孔子曰：“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论语·子罕》）
“权”是根据当时具体情况，通过权衡而采取的一种最优化的、适中的措施。
因为需要根据具体情况而灵活运用，所以，“权”最为难得，与“权”相关的中庸，也最为难得。
《中庸》曰：“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中庸不可能”，并非不可能做到中庸，而是要做到中庸，实在很难。但正是因为难，才显得更为可贵。
君子之交淡如水，这是君子的交友的方法.。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这是君子做事情的方法。
这种方法，“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是君子为人处世的人生方法。
这句话出自易经，意思是：君子处世，应像天一样，自我力求进步，刚毅坚卓，发愤图强，永不停息；应该像大地一样，气势厚实和顺，增厚美德，容载万物。
君子所追求的是正义的事业，是伟大的事业，这种事业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
如何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也是孔子所关注的问题。
“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论语·卫灵公》）
何晏的解释是：“君子固亦有穷时，但不如小人穷则滥溢为非。”
而程颐的解释则是：“‘君子固穷’者，固守其穷也。”
刘宝楠赞成程颐的说法：“‘固穷’者，言穷当固守也。”刘宝楠引用《荀子·宥坐》和《周易·困卦》为证。
前面长篇大论地摘录很多，其实远不能将“君子”这个古老的、高大上人设解释得清楚明白。
何谓君子，就是让我们更超乎功利一点，让我们所学的一切更多的不要想着实用，而要想着修养。
因为一个人，只有你内心修养真正有了一种从容淡定，了解自己在这个坐标系上的位置以后，你才不会有那样一种起起伏伏的欢喜或者沮丧。
也就是说，做好自己的事，当一个善良的人，这是论语对于君子的第一条标准界定。
第二个标准，他是一个伟大和高尚的人，他必须得是胸有大志，是宏阔的，那么这种宏阔之志可以要求一个人不是太计较眼前的生活。
孔子曾经说“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一个人如果成天想的都是他自己住的房子怎么样，自己过的日子怎么样，那么这个人就不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君子，君子应该是胸怀天下的。
第三个标准就是好处事，他的人际关系一定是融洽的友善的，而这个人最终在集体的合作中有所作为。
所以孔子曾经说君子跟小人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君子群而不争，矜而不党。
君子是合群的，他在一大群人里面他从来是不争的，不跟别人有太多的纠纷争执，他一个人内心可以是骄傲的，可以是矜持的，但是他决不结党营私。
无疑，于丹女士对于君子的论述是十分全面和精到的，人们当然可以十分的认同；但是，在我们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已经在论语的基础上，给予了君子的概念更为深广的含义；而且，如果我们一味的固守于论语对于君子的界定，可能会不利于我们后人更好的传承先人所留给我们的优质的财富。
君子者，权重者不媚之，势盛者不附之，倾城者不奉之，形秽者不恶之，强者不畏之，弱者不欺之，从善者友之，为恶者弃之；长则尊之，幼则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