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县衙，李澈唤来了韩浩与叶蛰，询问起邯郸的人口和土地。
叶蛰从袖中掏出竹简，一板一眼的答道：“回禀县君，经过初步的勘察，县中如今共有民九千三百户，约五万口，各类田地共七十万亩。”
李澈诧异道：“人口竟已不足万户？”
人口万户是个分水岭，大于万户的县是大县，置千石县令；小于万户的则是小县，置三百石或四百石的县长。
若是承平之时，勘验人口，李澈头上的冠梁马上就得去掉一根。
叶蛰苦笑道：“这个……实际人口自然是不止的。”
“本侯不是让你们把那些奴契全部撕毁吗？”从邯郸氏等大族手中换来的奴契被李澈下令划归为民，只是这些人连续三年的田租会变成五税一。
看似是重税，实则脱离奴隶身份后直接缴税给官府，这些百姓的收入还要高不少。
“有很多百姓……并不想去除奴籍。”
李澈一怔，旋即眼睛眯起，淡淡的道：“背后有人推手？”
“不止如此，而是民籍除了身份之外，确实没有奴籍的日子好过。”
荒谬至极的话语，却让李澈无言以对。按照一般的历史划分，中国自秦朝以后便进入了封建社会，然而奴隶制度事实上还一直存在。
这些奴隶没有尊严、身份、自由，依附于主人家的存在，《汉律》：奴不可告主，主死后无继承人，方可复籍为庶人，其身份地位和财产基本无二。
虽说地位上较之先秦的奴隶要高上不少，但显然还是处于社会的最底层。
然而在王朝末年，这些社会最底层的奴隶，其生活竟然被普通庶民向往，这不得不说是一件很荒谬的事情。
但也是大环境之下的必然，东汉后期连年的气候灾害，腐败的官僚政治，宦官与豪强家族的鱼肉乡里，皇帝贪图享乐而追加的税收等等，这种种重担已经将普通百姓压得喘不过气了。
如中平二年，方才平定黄巾之乱，正当是修养生息之时，汉灵帝刘宏竟然下旨要求天下人按照田亩，每亩地要交十钱税，来为他修建宫室。
这个数目看似不多，但以普通的自耕农家庭来说，一户五人，两名壮年男子，大约有七十亩到百亩的可耕之地，这是比较理想的情况。
这样的家庭，便需要交上去至少七百钱，而这相当于硬生生的为全家人增加了一年的算钱，在大乱之后，民生凋敝之时，可想而知这是多么恐怖的负担。
再加上地方官员的传统艺能苛捐杂税，小自耕农纷纷被逼上了绝路，钱不够缴税，便只能拿地来抵押，失去地以后倒是不用交田租了，可人头税却没办法避免，总不能摘了自己的头。
无路可走之下，便纷纷卖身为奴，成为奴隶没了自由、身份、地位、尊严，什么都没有了，但至少能活下去，也不用再交各种苛捐杂税，主人家会把他们当牛马使唤，但至少还是有些烂草能吃。
“本侯不是说了，除了朝廷规定的田租与算钱，县衙不会收取任何其他杂项税收，你们没跟他们讲明白？”若非权限不够，李澈连算钱都不想收了。
王朝末年，物价暴涨，收算钱既是折腾民众，也是折腾官府。乱世养民最好的办法便是只收实物，留足口粮后收归官府，等到天下承平后再与民休养生息。
例如曹魏的屯田之法，民屯便是只收田租，却是高达四成的税率，而若使用朝廷的耕牛，则升为六成税率。
这种税率下，民众却还能稳定生活下去，东汉末年的各项苛捐杂税有多恐怖也是可见一斑了。
见叶蛰一脸为难，韩浩踏前一步，叹道：“回禀县君，百姓……不相信县衙的话啊。
而且确实有人在背后散布谣言，言称董卓毁坏了雒阳城，朝廷要重修雒阳，便要加征各项税收；还有说黑山贼很快便会打回来，失了田地，又如何交算钱？”
李澈气极反笑道：“朝廷已经发了消息，雒阳损伤不大，贼军根本没有攻进内城。郭区的民众也有朝廷负责抚恤，连本侯都不知道朝廷要加税修雒阳，这些人又是哪来的消息？
还有黑山贼，私纵白波，朝廷已经下旨问罪，卢公的兵马也已经进入河内，张燕会在这时候打回赵国来？”
“可百姓只相信这些……”
李澈一阵咬牙切齿，前几任邯郸令不干人事，却让他接锅。官府的公信力一旦被破坏，要想重新建立起来可不容易。
而离了公信力，县衙想做什么都寸步难行。当年商君变法，便是以“立木为信”为先导，先树立了自己的信誉，才能推行变法。
背后传流言的人用屁股想都知道是哪些人，这些根植于邯郸百年以上的大族，他们融入了邯郸城的方方面面，其很容易便将整个县城的舆论操之于手，
“他们是舍不得吐出来的肉？当心本侯把他们的牙齿一起拉掉！”
叶蛰迟疑了一会儿，犹豫的问道：“县君，是不是去见一见几位族长为好？也未必是他们所为，奴隶终究是分散隶属于全族人的。”
汉制，对奴隶蓄养的数量是有规定的，下至普通吏民，上至列侯、公主，都只能蓄奴三十人，唯有诸侯王例外，可蓄奴两百人。
是以这些大族数以百千计的奴隶，是分散挂在族中所有人名下的，这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特别是如今这乱世，豪强之家膏田满野、奴婢千计、徒附万数，邯郸七十万亩田，恐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