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乾顺凉了，凉的比卡大佐还彻底。
如果不是李良辅和任得敬早早的就带着十万擒生军跑路，估计整个西夏也会随着李乾顺的凉透而凉透。
即便如此，李良辅和任得敬的日子也不好过。
按照任得敬的谋划，两人要带着十万擒生军从白马强镇军司直奔宣化府，从宣化府补给一番之后再直奔肃州，最终的目的地是沙州。
然而好巧不巧的是，两人带着擒生军从白马强镇军司跑路的时候还算正常，可是刚到宣化府，就一头碰上了刚刚收复了西凉府，现在正打算收复汉唐故地的种师中。
种师中几乎都要笑尿了——
十万擒生军，就是五十万贯，其中李良辅和任得敬的赏格更是高到了五千贯，加在一起就是五十一万贯。
没有人能拒绝这么大的诱惑，种师中也不例外。
所以后来的局面就变成了李良辅和任得敬在前面跑，种师中在后面带兵穷追不舍。
至于那几百上千万的西夏人，则是被秦会玩笑纳了。
毕竟要修长城还要修路还得搞其他的生产，没有劳动力是不行的。
而西夏人就是最好的劳动力，因为不用给钱。
赵桓也带兵回到了汴京。
然后磨刀霍霍向朝堂。
第一刀就直接砍向了冗官。
大宋有“冗官、冗军、冗费”三冗，而在三冗之中，冗官现象是最为突出也是最难治理的，而滥开仕途，机构重叠，则是造成冗官现象的根本原因——
宋朝对宗室、亲信弟子特为优宠，随意授官，皇朝宗室男孩七岁便可以授官，有的甚至在襁褓中也有官阶，并领取俸禄；宗室之外，其它旁支、异姓、门客，都可以得荫补官，每年成千上万的人涌入官僚队伍。
唐朝李二时期曾经将“朝堂之上”的官员数量从两千多人减至六百三十四人，而到了宋仁宗时代，“朝堂”内外属官已经超过一万七千人。
而大宋的疆土却只有大唐的二分之一。
而且大宋还有一个很先进的玩法，就是官、职分离，其中官是虚名，称之为“寄禄官”，表示一定级别与领薪俸，“职”是管理具体事务的，也称之为“职事官”。
到后来，因为朝堂上的大佬们太过于膨胀，再加上一个官位往往会有五六个人同时在坐，以至于许多职事官也不怎么管事了，只有特别差派负责某事时的官员才会去处理一些实际上的职务。
比如“吏部郎中、龙图阁学士、知开封府”这一官号，吏部郎中是官，龙图阁学士是职，知开封府才是实际职务，前两项为空头衔，是专门用来领钱的。
整个大宋朝堂基本上就是这个蛋样。
就这，士大夫们还不怎么满意，因为“此非儒臣待遇”。
如果再把根子往上找，估计又得找到高梁河车神的身上——
正是从高梁河车神在高粱河骑驴漂移，只甩给辽国人一个驴尾巴之后，大宋才正真开始明确执行起了“重文抑武”的政策。
想要重文抑文，就必然要重用文官，想要重用文官，就必然得有大量的文官。想要有大量的文官，就得扩大科举考试中的录取规模。
当得出了这么个神奇的结论之后，高粱河车神赵二同学又试做了一个简单的do……，所以赵二同学就按照这个循环开始执行——
隋唐科举取士尚受门第限制，大宋则是取消了门第限制，这是优点，不喷他。
但是大宋又增设了经义、吏治、恩科、神童科等科目。如果说经义和吏治这两科还在可以理解的范畴之内，那恩科和神童科到底是什么鬼？
另外，唐代进士及第每次不过二三十人，大宋则是每次录取七八百人。
比如著名的赛驴手赵二同学。赵二在位22年，通过科举得官者将近一万人——
然而这并不是大宋的上限。
如宋真宗咸平三年，真宗亲试举人、进士、诸科（包括屡试不中者），一年之中就录取1800多人。宋仁宗在位12年，科举13次由进士一科而得官者有4517人，诸科则有5000余人。
但是问题的关键之处在于这些人是官！不是猪！一头猪可以杀了吃肉，但是一个官却是需要一个官位来安置的！
你以为这就完事儿了？
然而并没有。
因为这种玩法充其量只能算是加大扩招规模，终究还是正常途径的选官，就算是能造成一定程度的冗官其实也有限。
但是大宋的官家们多骚啊，除了不断的加大扩招规模之外，大宋的官家们还滥开入仕途径。
“恩荫”被大宋的官家们玩到了极致，就连皇帝郊祀的时候，官员致仕的时候或者官员去世的时候都能“恩荫”，反正只要是个理由就可以“恩荫”。
尤其是对于皇族来说，“恩荫”的门槛更是低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
原本大宋的规定是皇族宗室七岁授官，仁宗时改为襁褓之中即有官位。庆历七年，一年内单是皇族授官的就达1000多人。
至于其他的文武官员，则以地位高低对其家属近亲授官，甚至职位低微的郎中、员外郎也可荫子孙一人得官，真是“恩逮于百官者，唯恐其不足”。
如宋真宗天禧元年太尉王旦死后，皇帝就一次“录其子、弟侄、外孙、门客、故吏授官十数人”。
仁宗庆历三年，范仲淹曾针对这种情况提出意见:“假有任学士以上官经二十年者，则一家兄弟子孙出京官二十人，仍接次升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