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宏基看到，天启皇帝的手上有着许多小疤，皆是西南之役时留下的，平日也常走马射猎，此番南巡，一直都是亲自骑马，没有乘撵。
天启皇帝写字，常给人一种惶恐不安之感，只因他手中拿着的，全然不同于文人手中毛笔，那是一杆真正意义上的刀笔。
听见这话，徐宏基心里真的很想装聋作哑，一个字也不说，方才皇帝口中短短十三个字，却是涉及一桩本朝建立至今，从未有过的大变革。
“裁革南京部院，重整五军都督府！”
这句话说在以往，徐宏基定然会耻笑说出这话的人一番，这实在是异想天开，年幼无知。
可现在说出口的，是早已做好决定的皇帝。
徐宏基没了话说，转瞬之间，一切都能联系得起来。
即位之初，藏在幕后，抬出魏忠贤，阉党屡翻大案，血洗东林，整肃朝堂，其后又御驾亲征，平定西南。
这次以祭祖、视察为借口的南巡，实际上却是皇帝为了亲自镇压反对改革、安定地方的准备。
直到昨日安定殿上那一番，君有意而臣无知的安定宴，皇帝又收回了南京勋贵们紧握在手二百余年的兵权，落实了最后的准备工作。
从即位之初，天启皇帝就一直酝酿着这一番改革！
其势必将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一场波动，如不出意外，江南士大夫会拼尽全力鼓动百姓和门生，反对的呼声将会一浪高过一浪。
地方上会不会有叛乱，这也是未知之数。
徐宏基直到现在都没反应过来，因为他根本没想到这一层！
安定宴之前，他若有若无的猜到了天启皇帝对南京勋贵们兵权的忌惮，但是没想到会一体收回全部兵权。
这次单独召见，路上时，徐宏基想到过从委以重任到卸磨杀驴，以震慑诸勋贵的所有可能。
但他还是没料到，来的会是这种雷霆万钧的改革，这需要莫大的果断和坚毅，古往今来，没有几个皇帝能做得到。
这次改革，不同于万历年间张居正渐行其效的改革，方才皇帝一席话让徐宏基明白，他的目的是在南京进行短时间、一次性的改变。
其实他想的至少有一点没错。
朱由校带着勇卫营下来，就是有平定叛乱之心，对未来可能发生的反对，坚决予以镇压！
至于后世会如何去说自己这个天启皇帝，是为加强皇权，残暴镇压反对呼声也好，是英明神武，中兴大明也好。
这次改革，都是势在必行！
永乐皇帝朱棣在靖难之役后，迁都京师，但那时还只被称作“行在”，真正确立南北两京制度时，是在英宗皇帝的正统六年。
虽说隋、唐两朝也有长安、洛阳两京，但明显可以看出，大明朝的“两京制”与之相较有很大的不同。
留都南京内留置有一套与北京朝廷相差无几的“小朝廷”，六部、都察院、五府和内廷的太监体系，一应俱全，堪称大明的备份。
“两京制”在正统年间确立后，京师成为全国的政治、军事中心，南京则成为经济和文化中心。
从正统年间至万历一朝前期，大明帝国的南北因为这种两京制度，达到了一种微妙的平衡。
但是，到如今天启年间，这种平衡实际上已经被打破，历史上的崇祯年间，江南几省一年茶税不过六两，这就是很好的证明。
在今天，京师依旧作为行政、军事中心，繁华、富庶的江南地区，反而成了整个帝国的“拖累”。
整个朝堂都在京师，虽然南京的相同职务官员，在品级上与京师持平，但实际权力却天差地别。
两京制度自永乐年间设立，正统年间定型，沿用至今，已渐渐落后于时代，弊端远远大于益处，急需一场改革。
南京各衙门官员多为虚衔，公务清闲，官场中也对到此任职有个很形象的称谓，唤做“吏隐”。
这时的官员，普遍都把南京看做养老之地，官员由京师朝堂调往南京，说是去了富庶、繁华之处，实则就是一种心照不宣的贬谪。
除了各种“吏隐”，南京城还有一类人存在，即勋贵。
所谓勋贵，就是指那些追随朱元璋打天下，朱棣靖难的元勋后裔，这些人在后世也被称为世袭勋贵集团。
现在朱由校召来单独面圣的，就是开国第一功臣徐达的后人，也是如今勋贵集团的第一人——魏国公徐弘基。
安定宴上的，还有开国第一猛将常遇春的后人，怀远侯常延龄，开国第一谋臣刘伯温的后人，诚意伯刘孔昭等。
这几个人，都是勋贵集团中追随者众多，较有声望的。
诸勋贵都有一个特点，他们的祖上都是在追随朱元璋与朱棣的过程中，建立过特殊功勋。
要么在某个战役中，敢为人先，建立军功，要么就是亲身护主，以扬名立万，封妻荫子。
作为功臣，这些元勋本身或好勇斗狠，或好谋善战，往往都被晚年的朱元璋和朱棣所警惕。
其家族，自明初至今，世代被大明豢养起来，历朝的皇帝，都遵循祖制，在朝政上没有给他们什么发言权。
所以就和一些皇亲国戚一样，勋贵子弟中就偶尔出现一些想有作为的，也只能悠游林泉，穷奢极侈。
到了如今，眼前这些勋贵，鲜有几个勇武过人、熟读兵书之辈，都是自小娇生惯养，养尊处优，动脑、动手能力甚至不及那些刚刚毕业出来的顺天武学院军官。
朱由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