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众被擒之人都是拼命挣扎，尤以最先被吴为放倒之人态度最为嚣张，满嘴污言秽语，叫嚣要叫官府拿人。一旁侍立亲兵恨他口出秽言，不言声将他下巴摘了，那人顿时口中“呜呜”说不出话来。
李崇和马驿丞这时方回过神来，马驿丞看到众豪奴受惩，心中也极是快意，却又有些担心，他是知道李崇与吴为二人身份的，暗忖吴为当不会胡乱拿人，倒也不甚慌乱，凑过来向吴为低声道：“吴佥事>
李崇也走过来，张口欲言，他是见过吴为处置害民乱军的霹雳手段的，知他必有主张，当时一惊，之后反而镇定下来。
吴为用手势止住他们，朗声道：“你们是哪里来的贼子，竟敢冒充晋王府的人，如非自己露出破绽，险些儿倒让你们骗了去。想晋王殿下为天子牧守一方，洁身自好，怎肯与地方掌兵大将私相沟通，你道晋王殿下是宁王那样的逆贼不成？”
原来正德年间时宁王起兵作乱，被王守仁平定，嗣后明廷对诸藩防范更严，藩王与武臣交接更成大忌，就连跟自家武将外公通封书信都要先请示朝廷。
当然，此时离正德朝已过百余年，规矩早没那么森严了，要不晋王也不敢公然使用山西总兵的火牌征调驿站人力物力。
这件事吴为已经想得很清楚了，他深知明末驿站之弊，尼玛说穿了不就是官府白吃白喝打白条吗？现代这样的事不也常见得紧吗。甚至有开餐馆被乡政府白条搞倒闭的。
而明末驿站之弊就更是全方位的了，包吃包住还要勒索钱财，再加上下发的驿站经费被层层盘剥，落到驿站手中的有时连一成都没有，所幸还有驿田能收点粮食，勉强能让一众赖此为生之人挣扎得性命，不然早就散摊子了。
其实九边戍军与此也大同小异，军饷普遍欠发，若非军屯有粮食产出，军卒早不知哗变多少次了。饶是如此。一但灾年歉收。士兵无饷又无粮之时，会做出什么来也就不难预计了。
更奇葩的是在已巳之变，皇太极已经打到北京城外的关键时刻，兵部为了节省粮食。竟然三天不给山西勤王军开粮。致使这几千精锐一哄而散。事后领兵将领被斩，兵部官员无一人受处分。
在整个麻木腐朽的官僚利益集团面前，连崇祯皇帝也是徒唤奈何。他只能无奈地接受周延儒的说法：好的将领能让士卒“罗雀掘鼠”也效死命，想当年张巡守雎阳城饿得吃人都矢志不移，这些兵才三天没吃饭就哗变，那自然是将领平日治军不严之过了。
能考上状元的人智商绝不可能这么低（周延儒是状元出身），唯一的解释只能是他的良心出了问题。
整个官僚利益集团的良心都出了问题。
还有三个月，也就是崇祯二年的四月，兵科给事中刘懋就要上书裁撤驿站了，可惜，出发点是好的，结果却是最坏的。
按照刘懋和崇祯的预想，要裁撤天下三分之一的驿站，每年可节约银子六七十万两，这很可以做一点事了，对于能够天真到拿十万两银子来对陕西全省赈灾的崇祯皇帝来说这就是一笔巨款了。
但是事情的结果却是驿站裁了，驿田都被豪强贵戚瓜分，裁节银崇祯也一分没收到，都被地方官府借支一空，基本都用于吃吃喝喝了，只留下数以万计失去生计的驿站民夫。
无人考虑过如何安置这些人，他们只好无奈走上了反叛大明的道路，其中有一个人叫李自成。
割肉补疮已经不可取了，旧疮未复又添新创就更是错上加错。
在吴为看来，驿站其实是个好东西，为什么要裁撤呢，这当真是暴殄天物，浪费之极！
驿站不就相当于现代的邮局或者快递点吗，还兼政府招待所的功能。对于大明这个幅员广阔的国家来说，这玩意弄好了应该是可以赚大钱的啊！
试想想，大明朝现在治安有恶化的趋势，对于商人来说无疑是重大利空，他们的行商面临比以往更大的风险，因此他们也就要追求更高的超额利润，这些自然都转嫁给了最终消费者身上，也就造成了老百姓的生计愈发艰难。
&升昌”搞的汇兑业务可以解决钱财的流动问题，而驿站用得好了，可以解决物资的流动问题！
说白了，如果把驿站看成是一个濒临破产待收购的国有企业的话，其实它的价值是被大大低估了的，甚至被看成是政府的大包袱，一如现代国企改制之前的状态。
它拥有几千个网点，十几万匹马，几十万熟练员工，还有大量的房屋建筑、驿田、船舶等固定资产。
而它的员工要求的薪水极低，任劳任怨，外面还有一个充分竞争的劳动力市场可以作为补充，换句话说吃不饱饭的人太多了，你不干有的是人干。
更妙的是，如果将“日升昌”与驿站进行某种形式的联营，依托驿站的网点，借助驿站的国家信誉，对“日升昌”的发展无疑是一个无比巨大的推动！
当然，风险是有的，尼玛到时各路神仙看得眼红保不齐就会伸手。
不过对付这个吴为也有办法。
那就是拉皇帝当股东。
我先下手为强，将一半股份献给皇帝本人，所得收益全数解给内库，或者说干脆直接每年给皇帝上交一笔银子，不多，一百万两怎么样。
您说，我自个养这么些人，不要皇帝老儿一个大子儿，还每年交给皇上的小金库一大笔钱，这一进一出，那可就是几百万两银子，比辽饷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