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晋商是一股极大的政治经济势力，对国家的兴亡起了重大的影响，而蒲州张家正是晋商之首！
万历朝继张居正之后担任首辅的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张四维就是出自于蒲州张家！而张四维的亲舅舅则是另一个晋商世家的家主，时任兵部尚书、宣大总督的王崇古！
张王两家都是亦官亦商的大家族，虽然张四维和王崇古早已不在，但数十年世家传承下来，门生故吏遍布朝野，底蕴当真非同小可。
尤其要命的是现如今晋商在朝中的政治代言人正是如日中天的东林党！从整个崇祯朝东林党人一直歇斯底里地反对向商人征税，动辄给皇帝扣“与民争利”的大帽子来看，其与晋商的密切关系不问可知。
而吴为来自后世，他可是清楚地知道此时的所谓晋商都是些什么货色的，他们是后金政权的经济后盾，整个明末，不管前线如何打生打死，他们与建虏之间的贸易就从来没有停过，包括建虏有几次大饥荒都是靠的晋商运粮才得以渡过难关。而皇太极几次率军入关掠夺，抢来的金银财帛也大都交由晋商来销赃。
正是由于晋商的存在，明朝对建虏的经济封锁变得形同虚设，无形中如同自断一臂，而晋商在这个过程中却是个个赚得盆满钵满。
满清入关第一件事就是召集山西八家商贾进京，并赐予其皇商地位。在改朝换代中，晋商不仅利益未受丝毫损害，反而因为依附新政权而越发兴盛！
如果说在建虏兴起之前晋商主导的边贸起到了绥靖蒙古，安定边疆的作用，那么在明末的这个时候，晋商就已经完全蜕变成了一头为了逐利而不顾国家民族利益的怪物！
就算商人是逐利的动物，但晋商的行为也太过没有底线了些。
吴为很清楚晋商的危害，他建立“日升昌”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对付他们！
眼前这个管事虽然地位不高，但确是如假包换的晋商集团一份子，而他现在就这样站在吴为面前！
知道了粮食的货主是谁。吴为反而冷静了下来。此时自己羽翼未丰，还需要继续韬光养晦，万万不是与晋商利益集团公开对着干的时候。真要引起了他们的警觉，全力对付自己。只怕杨鹤也是束手无策！
说来话长。当时在吴为脑海中也就是电光石火一刹那间事。他马上一个激灵，脸上堆满了笑容，对着那名管事拱手道：“失礼失礼。原来这位兄台是蒲州张家的人，蒲州张家桃李遍天下，在下是久仰的了。”
这名管事显是豪门清客家奴一流，在他面前当然不能自称下官，但又不好托大，吴为只好用上了民间寻常说话口吻。而且张家虽是亦官亦商，但民间毕竟多以商贾为贱业，吴为也就不提什么“财雄势大”之类云云以免犯了忌讳，只说其桃李满天下，暗喻其乃是书香世家，官场背景深厚。
果然那管事见吴为如此客气，又见王百户跟他熟识，当下面色稍和，反倒向吴为作了一个揖，道：“好叫官爷得知，非是小人焦躁，实因小人此番乃是奉了家主之命，向北地边关运粮，军情重大，出不得半点差错！”
自开中法废弛之后，边关军粮储备大减，由商人从外地向边关运粮也算常事，只是此话听在吴为耳中却另有一番意味。
吴为前段时间与杨鹤麾下陕西众将过从甚密，差不多已经被其当成了自己人，酒酣耳热之后什么话也不瞒他，因此对此时边军中的种种弊端尽皆知晓。自开中法改为折色法之后，商屯废弛，军粮一部分由本地军屯就地解决，一部分由驻军拿折色饷银自行购买。若是在万历朝之前，这承担军队的粮食供应运输的确是利润丰厚，不是像张家这样有背景的豪商那是万万拿不到手中的。
但随着朝廷财政状况的日益恶化，军队**程度日深，欠饷已成常事，就算偶有饷银发下，也多被将领贪墨，却哪有余钱来购粮！在这种情况下，边军大多依靠军屯或私贸以自给，而为军队供粮也就成了有亏无赚之事。
以张家的势力背景，又怎可能做这等吃力不讨好之事？
而且现如今北边蒙古人和建虏比内地遭灾更甚，蒙古人倒也罢了，也是穷得叮当响，唯一值钱的牛羊马匹又在白灾中损失惨重。
而建虏就不同了，虽然建虏去年到今年遭受的旱灾比内地还重，几乎是赤地千里，颗粒无收，都到了人吃人的地步，但与蒙古人不同的是，建虏有钱！
在努尔哈赤时代建虏就开始不断地对几百万辽东汉人进行残酷的杀戮掠夺，并从中积累了大量财富，他们能拿得出银子买粮！
盛京城中此时粮价已经到了八两银子一斗！
有超过十倍的暴利不赚去给边军供粮，蒲州张家又不是开善堂的！
再结合现代人对晋商行径的了解，这批粮食的去向如何已经不问可知！
其实到了崇祯二年年初的时候，建虏已经就快要撑不下去了，甚至出现了不少后金将领叛逃明朝的事件，一位叫岳起鸾的生员上书皇太极建议说，应当与明朝讲和，不然恐怕“我国人民散亡殆尽”。
在这种局面之下，如果再有人给建虏添一把火，就算不能将其犁庭扫穴，起码夺回辽东是毫无问题的。
无奈大明国内有晋商集团吃里扒外，为建虏输血，不仅使它缓过劲来，而且还有余力挟持东蒙古诸部一同南侵，终于酿成了己巳之变的大祸，不仅京师周边生灵涂炭，还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