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上的窃窃私语，不多时便演化成为了震耳欲聋。
直到同样处在震惊之中的御史大夫王绾出声喝止，即将冲破屋顶的议论之声才堪堪被止住。
“统计的数据，会不会错了？”
一名廷尉署官员方才问出口，就受到了公孙丑的怒目而视，“所有数据均有据可考，若有疑问均可自查之。”
那位出口质疑的官员反应过来之后面红耳赤，只能连连告饶，站了回去。
虽然公孙丑同样对于这样的数据不敢置信，但他绝不会将这样的情绪表现出来，“最近十年间的重案，比五十年前多了七成成，如果与百年前比，就是翻了一番。”
重案大案的数字在节节攀升，且呈现增加得越来越快的态势，在具体的数字下已是不可辩驳的铁证。
而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在重刑之下，以刑止刑的终极目标正在加速向着远方离开。
这一违背直觉的事实，让众位法家的崇尚者面面相觑。
终于有人代表大家问出了那个问题，“可这是为什么？民众应该会被重刑吓退才对，趋利避害难道也错了吗？”
很好，终于有人开始思考经典的对错问题，而不是盲目崇拜了。
“趋利避害，人之本性，不会有错。”扶苏笑着赞许了地看了一眼某位不知名的捧哏，然后为所有人解释道：“其实这正是趋利避害的自然选择。”
扶苏看向了廷尉冯去疾，他需要一个更为重量级的捧哏，“请问冯卿，根据你的经验，致人重伤的案子容易侦破，还是杀人案易破？”
廷尉为九卿之一，故而扶苏以冯卿称之。
冯廷尉很配合，作为“司法部部长”，他对这个数据表现出的有趣趋势同样很感兴趣，“自然是伤人案。”
“为何？”
“因为伤人案的受害者往往能提供指向凶手的最直接的证词，而杀人案中的受害人没法在证词上提供更多帮助。”
“谢过廷尉。”扶苏微微点头致谢，看着还有些疑惑的众人，继续解释道：“那么，杀人与致人重伤，如果判刑一致，凶手会选择如何？”
“我明白了。”最先提出质疑的廷尉署官员惊呼出声，“如此，凶手便宁可杀人而非伤人了，因为杀人案更难侦破。”
“回答正确。”扶苏赞许地给了对方一个鼓励的眼神，接着回头看向内史公孙丑，“再想请问内史，就案件总数而言，统计数据又能告诉我们什么？”
“同样以五十年为节点，前五十年案件总数呈下滑趋势，然而后五十年稍有增多，但远不如重案增加得那么快。”
虽然如今的统计数据还处在十分粗糙的阶段，但已经足够证明扶苏接下来的论点了，所以他也没什么好抱怨的。
“那么，我们从中可以得出一个很清楚的结论……”扶苏故意停顿，等了等却没有捧哏主动跳出，心中略有遗憾，只能自己来公布答案。
“那就是，重刑轻罪的用刑理念，非但没有有效地遏制犯罪，做到以刑止刑，反而以刑致刑，造成了重罪比例大为上扬。”
“这又是为什么呢？”喃喃低语又从身边传出，扶苏转头看去，却是另一位须发花白的老者。
老者看到公子垂询的目光，斟酌言辞道：“方才公子所谓‘趋利避害’之说的确振聋发聩，解释了重罪增多的原因。
“然而老夫愚鲁，还想请问公子，为何罪案总数并不见少呢？即便重刑制止不了轻罪向重罪的变化，那为何连制止轻罪的作用都没有？面对更为严酷的刑罚，不是更该畏惧吗？”
扶苏点点头，等到堂上多数人都理解了老者的问题，才双手背后，继续指点江山。
“老先生方才所言，是基于一个假设。那就是假定所有犯案之人，都如你我一般理智，将犯罪的得与失都仔细衡量之后，做出的抉择，仿佛所有罪案都是经过缜密谋划的。
“然而实际上并非如此。黔首多愚，很少有人会理智思考得失。换句话说，如果他们真的能够理智思考，就不会有犯罪的念头了。
“大多犯人被判刑之后都会觉得后悔，这是因为他们不知道犯罪的后果有多严重吗？
“当然不是，只是他们中的一部分自信不会被抓，另一部分则是因为冲动犯罪而已。而这两部分，都是没有理智因素的。
“也就是说，犯罪之人无论刑罚如何都会去犯罪，这与刑罚的严酷程度无关。”
扶苏所说的理论自然是有缺陷的，因为它不能解释为何在新法颁布之后的前五十年里犯罪率有一个较为明显的下滑。
但是他并不需要自己的理论如何完美，只需要解释最为重要的两个问题，为自己的轻刑奠定理论基础而已。
听完了扶苏的一番违反直觉的理论，众人无不低头思索，这样通过数据来解释问题的方式，他们都闻所未闻，自然有些难以适应。
当今东西方的理论研究方式，还停留在早期的半唯心主义阶段。
但这并不妨碍大昭精英们迅速理解扶苏理论中无懈可击的逻辑性，尤其是在他有无可辩驳的数据支持之时。
扶苏面带笑容，看着一位位重臣名将露出恍然神色，知道大局已定，这才有闲暇瞄了眼胡亥与熊启。
熊启的脸上倒依然不动声色，果然沉得住气。而胡亥则嘴唇发紫，似乎一副脑供血不足的样子。
这也不怪胡亥，虽然他天资不笨，又跟随赵高学了好几年的刑名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