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贵看了看办公室门前那个“总经理室”的标牌，脸上露出了浓浓的笑意。
建筑公司终于改制成功了，他这些年来的努力也没有白费。
王贵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读是省内的一所普通大学，所以并没有去大城市的机会，大学毕业后就被分配到青河市建筑公司。
当时是八十年代初，在青河这种小地方，大学生的含金量是相当之高的，王贵刚参加工作，起步就是中层领导。几年后，刚刚满三十岁的王贵，便进入到了建筑公司的领导班子，前途可谓是无可限量。
到了八十年代末，国内的建筑企业也开始出现了经理责任制，王贵抓住了时代的机遇，做成了好几个大项目，很快就爬到了建筑公司二把手的位置。
接下来的国企改革浪潮当中，建筑公司也开始进行企业改制。
建筑公司原本是建设局下属企业，建筑公司的一把手本身也是建设局的一位副职。
而在建筑公司进行股份制改革的过程中，那位一把手显然不愿意放弃建设局副职的身份，所以便辞去了建筑公司一把手的职位，安心回去当领导了。
所以改制后的青河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的职位，就落在王贵的头上。
王贵虽然如愿以偿的成为了青河建设公司的总经理，但是他也知道，自己肩上的担子可沉重的很，青河建设公司未来的道路，也充满了荆棘。
进入到九十年代以后，国内虽然大搞基建，但是真正蓬勃发展的，都是央企或者高官的建筑公司，一般地市级和县区级的建筑公司，日子却并不好过。
也有很多地方的国营建筑公司，倒闭或者被兼并。
看看未来国内建筑企业的五百强排行榜，中建、中铁建和中交建这三大“中字头”麾下的公司，就占据了一大半，余下的大部分是高官的工程企业，民营建筑企业则是屈指可数。
地级和县级的国营建筑公司，在规模、设计、施工规划、施工能力上，都远不如三大“中字头”央企，最终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落败，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至于民营建筑公司，在九十年代基本是以施工队的形式存在，只能接一些简单的外包工程，像样一点的的大工程，都落不到民营建筑公司的头上。
根本原因是，建筑是一个很特殊的行业，从事建筑行业的企业需要有一大堆的资质。
修路要有修路的资质，造桥要有造桥的资质，盖楼要求盖楼的资质，公路、铁路、港口、矿山、水电工程、通信工程等等，全都要有相应的资质。
可以说小到挖地基，大到造核电站，没有相关资质，企业就揽不到工程。
所以最终成为建筑企业五百强的，都是三大“中字头”央企的下属企业，正是因为三大“中字头”央企拥有建筑行业里的所有资质，在那个大力发展基建的年代，他们可以垄断大部分的工程，自然能够顺利的发展壮大。
而在当时，民营企业才刚刚开始发展，民营的建筑公司的技术和规模，根本就不可能弄到复杂建筑资质，也就没有办法去做大工程，企业就得不到发展。
原来的青河市建筑公司，作为国有企业，是有一些建筑资质的，虽然建不了核电站，但像是一般的高楼、普通的道路、市政工程、普通港口这样基本的基础建设工程，还是可以承接的。
改制成为青河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后，这些建筑资质依旧存在，这也是青河建设公司最大的一笔财富。
有了这些建筑资质，青河建设公司就可以去几个接大工程。至少在青河市，没有建筑企业能与之竞争，建设公司完全处于垄断地位。
在1996年，来自于三大“中字头”央企竞争压力还不是很大。
这时候中央企业管理委员会还没有成立，中建和中交建还带有部分行政属性，而中铁建也依旧属于铁道部管理。
所以在经营灵活性方面，地方上的建筑公司还是更胜一筹的，或者说这时候的地方建筑公司，还能有口饭吃。
等几年后，三大“中字头”央企进行了改革，地方建筑公司的苦日子就到来了。
比如中铁建，脱离了铁道部之后，一下子就分出了十几个工程局，各自成立公司。
后来工程局单独变成一个集团，工程局下属的施工单位又再次拆分出来，单独成立公司，于是便出现了中铁xx局集团第xx工程有限公司这样的单位。
一个中铁建，轻轻松松的搞出了二三百家下属企业，然后拉出去打群架，地方上那些没有规模的建筑公司哪里能吃得消，只能缴枪投降。
这些参与打群架的企业，打着打着就打成了建筑企业五百强，变成了一个个庞然大物，其他企业就更没法与之竞争。
所以王贵需要在群狼到来之前，利用自己在青河市的垄断地位，快速的将企业发展壮大。
“市人民医院要盖一栋新的大楼，会成为全市新的地标建筑；市气象局也要搬迁到山上，到时候也会重新建设新的气象大厦；另外市电视台也要建一栋高楼，还要搞什么卫星接收器；建国路的拓宽工程，也是明年全市的重点市政工程……“
王贵摆着手指头算了算，发觉接下来能接到的工程还真不少。如果能把这些工程都吃下来的话，那么青河建设公司至少能成长为地方上的土霸王。
正当王贵在思考企业未来发展方向的时候，他的手机铃声突然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