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宦官虽然没有东汉之末和晚唐时期那些宦官的气焰之凶，势力之大，也不像汉唐的宦官那样，把皇帝的立、废、生、死都操于自己手中，但是，明代的宦官用事最久，握有的权力极大，在中国宦官史上也实属罕见。明代自永乐朝起，宦官逐渐得势，从此一直到明思宗缢死煤山，200多年来，宦官都活跃在明代的朝堂之上，上演了一幕幕荒诞剧。
明初，宦官是很不得势的，宦官的权力跌入了历史的低谷，不仅不得干预朝政，与官吏交往，甚至连置产业的权力也没有。这是因为，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发迹于民间，亲眼目睹过宦官的危害，彩塑明代太监像他认为，宦官这个群体对于国家来说不起什么好作用，其中好人不多。
朱元璋对宦官限制极严，曾立下规章制度，不许宦官读书识字，不许宦官兼任外臣文武衔，不许穿戴外臣所穿戴的冠服，品级不得超过四品等，还在宫门上挂一块高3尺的铁牌，上面刻有“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曾有一位做镊工的老宦官，服侍朱元璋几十年了，有一次说话时没有注意，谈到了朝廷政务，朱元璋立即把他打发回老家种地了。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朱元璋自己费尽心机、不遗余力推行的极端君主*制度，为日后宦官干政预埋了祸乱的种子。朱元璋在心里虽然想着宦官这种人不宜过多，越少越好，但实际的需要却由不得他。早在朱元璋称帝之前，还是称为吴王的时候，宫中的宦官人数已经超过千人，到洪武初年，内监的二十四衙门就建立起来了，宦官的人数就更多了。成祖朱棣任用宦官，委以权力，完全是因为当年的“靖难之役”中，尚为燕王的朱棣靠勾结受建文帝压迫的宦官而掌握了建文帝的动向，此后又在其围攻南京时，与宫内的宦官里应外合取得了胜利，登上了皇帝宝座。因此，朱棣上台后，也害怕会有失意的宦官像出卖建文帝一样出卖自己，故而不惜背叛祖训，拉拢宦官。而朱棣自己的宦官，如狗儿等，在“靖难之役”中，也为朱棣在战场上立过功。可见，明成祖授宦官以权柄，完全是一笔政治交易。世宗统治时期，宦官势力一度被压抑，但到神宗时又发展起来。宦官冯保可左右内阁，权势极为显赫。天启时，宦官专权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魏忠贤与熹宗乳母客氏勾结，独揽内外大权，同朝内文武大臣结为阉党，有权倾帝王之势。崇祯帝(思宗)虽然定逆案，逐阉党，但最后仍不免走上宠信宦官的老路，让高起潜、曹化淳先后得势，直至明亡。
明代宦官有一系列的管理制度，包括选用制度、管束制度、奖赏制度、病老丧葬制度等。
选用制度。当时规定，凡自愿阉割要求成为宦官者，事先必须得到官府的批准。明代曾规定，一家有四五个孩子以上、愿意将其中的一个孩子阉割者，由相关部门登记造册，待收补之日选用，如果私自阉割，一经发现，课以重治，邻居知而不报者，一并治罪。但是，这一规定并未能严格遵行。从明代录用宦官的实际情况来看，除了按照规定报名就阉、候补收用者之外，朝廷还大量直接录用了那些未经报名起送而私自至京的自宫者。明代宦官录用事务的主管机构为礼部。但是，随着司礼监地位的不断提高，录用宦官事务逐渐由司礼监会同礼部办理，宦官机构在实际上已拥有相当的决定权。
管束制度。在明朝初年，明太祖明确规定，“寺人不过侍奉洒扫，不许干与政事”。除此之外，明廷还曾陆续制定了一些有关宦官管束惩罚的具体制度。宦官犯法，照例由司法机构逮问治罪。或下刑部狱，或下都察院狱，或下锦衣卫狱，并由法司议罪。为了惩治宦官在外犯法，明廷还特意强调了“有司”惩治犯法宦官的职权。对犯法宦官的惩罚方式，主要包括死刑、籍家、革职、革荫、降职、调斥、杖笞等。
明宣宗赐宦官银皿奖赏制度。宦官因功劳或因受到君主宠幸，除擢升官职外，其他奖赏方式还有赐金银、加禄米、赐免死诏、赐印记、赐敕旌励、赐祭赐祠、父母授(赠)官号、弟侄族人荫官授爵等。
病老丧葬制度。宦官年老有病，多退居京城内外各寺庙，供给柴米、冬衣、靴料，以颐享天年。宦官供职内廷期间，如患病可到安乐堂就治，病愈后销假继续供职。如果病故，则由内官监给棺木，由惜薪司给焚化柴，抬至净乐堂焚化。地位较高的宦官死后，可以特旨赐葬并建造碑亭享堂。
明初，内廷宦官机构开始设立。明太祖统治期间，宦官机构及有关职官设置变动频繁，宦官数量不断增加，相关机构逐步膨胀。到洪武年间，明代宦官机构及职官设置已基本形成定制。明代的宦官机构，以“二十四衙门”为基本主体。二十四衙门包括有十二监、四司、八局。宦官除在内廷任职之外，还能出任各种外差使职。按照原来的规定，这二十四衙门主要只是在皇帝周围服役、为其生活服务的部门。但事实上，明代的宦官已经发展成为极其重要的政治势力，不但掌管了宫廷内有关饮食起居的一般事务，还控制了全国的军政要务。
司礼监是明代宦官二十四衙门中的首席，也是整个宦官系统中权势地位最高者，司礼监“无宰相之名、有宰相之实”。明代历代擅政的宦官如王振、刘瑾、冯保、魏忠贤等，均为司礼监太监。司礼监的职权主要有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