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拒绝出手四层楼，也不完全是害怕他姐夫炸毛，程老二有他自己的考虑。
潘家园是个好地方，客流量大，质量也高，业界估计去年市场交易额突破了十亿人民币。
买家卖家来自五湖四海，日韩印尼，新马泰，全都是不差钱的主顾。
四层楼占着黄金地段，只要攥在手里，干点什么都是捡钱。
与其说不肯祸祸他姐夫便宜了外人，倒不如说他自己也打了四层楼的主意。
别扭的是，四层楼是他姐夫重点关注对象，房本捏在程老大手里，想折腾也没法子。
回去的时候，他嘱咐，“这件事到此为止，先放一段时间，等我姐夫把注意力挪走，咱们再好好算计。”
韩松总算松了一口气，从今天开始，再也不用提心吊胆了。
家里边，周扬正忙和着修改论文，有些地方还要再润色一下，成捆的资料摆在书桌上，脑袋埋进去，两耳不闻窗外事。
做学问是个严谨的事，不敢有一丝松懈大意。
拧眉咬着笔头，运笔如飞，嘴里也跟着念叨，“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市场经济是必然选择，纵观欧美发达国家的经济形势，市场经济可以粗略的分为以下几种”
停下笔，琢磨了一会，又继续写道：以英美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北欧一带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东洋和法兰西为代表的配置导向型市场经济模式。
这三种模式各有各的优点，又各有各的局限。
第一种强调自由，一切交给市场决定，但换到国内肯定行不通，客观条件不一样。
周扬的观点是，一般等价物交由市场决定，市场需要约束，自由要有限度，超过了这个限度，必然会造成一种结果，如马老爷子所说，一小部分人剥削压榨大部分人。
理论上，市场经济是自由、公平、产权明晰的文明型经济。
但实际上，纯粹的市场经济因具有盲目性、自发性等弱点，在实际操作中显示出缺陷，这需要宏观调控来解决。
北欧和日法模式也正是考虑到这种情况，才在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加以调整。
区别在于，北欧是主动的调控，由国家层面制定政策宏观调控，日法模式是将调控的权利交给更大的市场，通过全球市场进行进行引导、配置。
客观的讲，没有好的制度，只有适合与不适合的制度。
三种模式，也从侧面反映出国家的国情区别。
英美作为二战的赢家，国内的资本家大发战争财，吃的盆满钵满，当然愿意一切都交给市场，人家也玩得通。
以西德为代表的北欧国家，作为战败国，在被同盟肢解惩罚之后，只剩下个烂摊子，完全交给市场玩不转，只能国家撸胳膊挽袖，进行宏观调控，产业政策倾斜。
咱们隔海相望的老邻居，情况就那样，没有自主选择的余地，经济军事政治各方面都要抱大腿，说是靠全球市场的导向配置，倒不如说是要看美帝的脸色。
最尴尬的要数高卢雄鸡，作为胜利一方，却被人家打到老巢，老家几乎被端掉，底子自然没有英美那样丰厚。
幸运的是，欧洲是欧洲人的欧洲，为了防止美帝过来抢地盘，左邻右舍对这位名不副实的老邻居，尽心尽力的拉扯。
再反观此时的国内，资本不能说是没有，只能说聊胜于无。
为了在将来的市场经济中不被外国资本吃的骨头渣都不剩，宏观调控和产业扶持是必要的。
经济模式的选择，也代表各国人民价值观的区别。
对以国家主导的干预和宏观调控上，选择三种经济模式的国家分成两派。
带头大哥英美说，执行干预和调控的机构是必要的恶，以德国为代表的北欧认为是一切人类文明和道德的结晶。
日法说，谁是大哥谁说得对。
古代先贤告诉我们，此乃天下之公器。
握在好人手里是善良的东西，握在坏人手里就是邪恶的东西。
这种观点虽然有点墙头草的嫌疑，但无疑最客观。
放在经济模式的选择上，也更为合适。
什么是天下之公器？关键在于一个公字！大道至公至简，但和咱们追求的公还有些差距。
大道至公的公，很大程度上是公正，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简单而又粗暴。
市场经济的公应该是公平，一字之差，天地之别。
这种差距就如同擂台上打拳击，按照公正的说法，就是简单的一对一，最后站在台上的那个是赢家。
反过来说，三岁小孩和三十岁青壮年也是一对一，一旦打起来，如果三岁小孩的爹妈不拦着，多半是要被打死。
按照公平原则，就要再加以划分，婴儿组，少年组，青年组壮年组和老年组。
体重上也要分为羽量级轻量级和重量级。
相同条件同等对待，不同条件区别对待才是公平。
放到经济市场，关税就是这个区别对手，保证公平的角色，所以谁也别说我的市场保证完全公平，有关税壁垒存在，就别又当又立，大言不惭的说自己公平。
自由更是不要谈，自由过了头，会带来散漫，使效率极其低下，这种自由不仅不是进步，反而是倒退。
周扬嘀咕道，“自由是什么？字典里告诉我们了，自由对应的单词是free！还有一层意思，免费。自由就是白给，这样的自由不要也罢！”
综合来看，市场需要的还是适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