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纳税额不代表年收入，以当时的税率来说，年纳税1000法郎就意味着年入几万法郎以上，全法国总共只有不到十万人超过这个收入，相当于全国总人口的0.3】
而到了七月王朝时期，根据1831年颁布的选举法，选民资格从年纳税300法郎降低到了200法郎；被选举资格从1000法郎降低到了500法郎。
从数字就可以看出来，在七月王朝统治下，选举权“下放”的幅度很小，意味着参加国家大事的群体阶级变化不大，依旧只有社会中上层阶级才有资格参与选举；而被选举资格的“门槛”下降了一半，幅度极大，意味着中上层阶级政治舞台扩大了，统治阶级吸纳了一群布尔乔亚加入，把原本的旧贵族排斥在外。
光是从这个数字的变化，就能够看出七月王朝的实质——它只是从一小撮人统治的国家，换成了稍微多一点的一小撮人统治的国家，虽然改朝换代，但是对最广大的民众来说，情况完全没有变化，他们不拥有政治权利，也不可能参与到国家政治舞台当中。
此时，对塔列朗来说，一切都还未曾发生，但是他通过自己敏锐的嗅觉，以及多年来积累的经验，已经看出了奥尔良家族的力量源泉，进而也判断出了它所将要采取的统治策略。
在场的其他两个人，当然也没有办法预知未来，但是他们同样能够从塔列朗亲王的叙述当中，也能够感受到其中的说服力。
不过作为一个一直活跃在政坛上的老牌政治家，诺瓦蒂埃侯爵以一声咆哮回敬了塔列朗亲王。
“他们是怎么想的根本不重要，他们对抗不了人民！只有全体国民才有资格决定谁能够带领国家前进。”
“如果民心足够决定一切，那你我又何必在这里饶舌，我们耐心等待人民自己做出选择不就好了吗？”塔列朗冷笑着讥讽了对方，“人民，我们四十年前就在冒用它的名义了，我们聚在巴黎，以它的名义推翻了王国，砍掉了国王的脑袋，并且和全欧洲打了二十年仗……结果我们给了人民什么？一个皇帝和他的世袭皇朝，这就是人民决定的吗？如果这就是人民想要的，那我们之前又在做什么呢？”
塔列朗亲王既冷嘲热讽而又显得玩世不恭，但是却又让诺瓦蒂埃侯爵哑口无言。
因为作为那一段时代的亲历者，他同塔列朗一样，以贵族身份参加了sān_jí会议和后续的制宪议会和国民议会，他亲眼见证过一切，那些纷争和厮杀，那源源不断从断头台上砍下的头颅……最美好的和最丑恶的那些他都统统见过，所有的一切也都以人民的名义发生着，最后他还是和塔列朗一样，投入到了波拿巴家族的账下，为法兰西人民送上了一个帝国。
既然经历过这一切，他又怎么可能真的相信自己说的这些？
但知道是一回事，说又是另一回事。
以人民的名义，正是波拿巴家族的“政治正确”，也是他们为自己打造的合法性所在，波拿巴家族没有历史也没有高贵的血统可以追溯，于是他们就只能用人民来为自己涂上神圣的光环。
拿破仑一世陛下称帝是得到了全民同意的，未来拿破仑二世陛下自然也会如此——而在这之前，艾格隆就已经发布了宣言，强调了自己要遵从人民的选择，将人民被窃取的权力还给人民，甚至还宣称要支持共和制。
无论是不是演戏，这出戏都必须坚持下去，因为这就是“合法性”所在。
波旁家族的合法性在于古老的历史和围绕在它身边同样古老的贵族群体；奥尔良家族为自己选择的基本盘是社会中上阶层等等精英分子。
那么帝国呢？
在拿破仑皇帝时代，他的军刀就是帝国，他只要百战百胜不断掠夺战利品就能够得到全民欢呼，而忙于打仗的他只是建立了一套不断动员的战时体制，甚至无暇去顾及“帝国建立在何种基盘之上”的问题。
而在帝国覆灭之后，这个问题就不得不成为重点了，统治机器也是利益分配的机器，一个君主不可能讨好所有人，它必须依靠某个团体来实现统治。
在原本的历史上，拿破仑三世在流亡期间痛定思痛，以半吊子理论家的身份为波拿巴家族想好了政治策略，那就是将自己的生态位定位在了“平民的皇帝”之上，以普选制+惠泽农村人口的方式来赢取统治基础。
三个君主家族统治手段和政策的一切区别，也正是因为他们选定的生态位不同，他们所反映出的，也是不同社会阶层在面对时代变革冲击下的反应。
面对塔列朗的诘问，诺瓦蒂埃侯爵此时当然并没有这么成型的理论来反驳他，他也不需要逐一反驳，毕竟作为一个浸淫政坛多年的老人，他也有自己的深刻见解——之前也正是他，暗中建议艾格隆打出“波拿巴就是普选制”的口号，他已经透过了浓雾，看到了其中若隐若现的真实。
“先生，我认为一个英国式的政权，绝对不会适合我国。如果奥尔良家族得逞了，那么它的统治将会以悲剧告终。”侯爵冷冷地回答，“如果仅仅是他们的悲剧也就罢了，那么我国耽误的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