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深圳市民银行的一把手、董事长申一枫到任也满两年了。这两年来，他过得也不轻松。
原来，他之所以愿意从比较好的局级单位的副职调到市民银行任董事长，一是由副职提为了正职，升了官儿；二是由一个闲官变成了一个管得住事的主官。然而，在两年多的实际操作中，当这官并没有他想象的那样写意。后来，他打了几次离开市民银行的主意，都没有走成。
他在九七年初来到市民银行后，先装了一回谦谦君子，摸一摸情况也就半年过去了。接下来，大刀阔斧地搞机构改革、调整人事布局。但是调来调去，也就是这么些人，从外边聘请吧，鉴于市民银行的环境，好的不来，来的不好。有些是在原单位不得志，来了就要官儿当。当然了，你有水平，我打印一张纸，让你过过官瘾，若是行就继续干下去，不行也是一张纸，把你撤下来，也未尝不可。而有的则是为了图钱而登三宝殿的，也难怪，在国有专业银行没有多少用于拉关系的业务费用，但在市民银行就不同了，每一个支行长都活像一个小财主似的，手中都握着一大块业务费用，只要大笔一挥，要给谁给谁，潇洒得很。就是第二年没得做了，当了这种行长，也是曾经“潇洒走一回，”没有什么遗憾的了。更有一些毛遂自荐找上门来的应聘者，虽然在原单位也是支行长，要跳槽到市民银行来仍然当支行长，只是到了他们的头儿要弃而不用或者有什么经济上的问题，说不太清楚的时候，来个一走了之，到了市民银行又成了香饽饽。然而，选择这些从外单位直接到市民银行担任高级管理职务的人多了，一个直接的效果就是冲击着在位的行长们，让他们心里产生随时都有可能下岗的危机感；另一方面的不良反应是：让行内其他员工丧失了工作的动力。因此，客观效果并不好。
申一枫主政市民银行两年来，市民银行的各项指标没有大的改观，市里领导和一年一度的银行股东大会并不见得满意。而这时，申一枫每每看到市里直属各局一把手出缺时，总是免不了与有关部门说项，请求领导高看他一眼，高抬贵手调动他离开这鬼地方。后来，市领导传下话来，叫申一枫还是在市民银行的工作上面多使劲，不要把功夫花在走门子上，以免耽误了整合市民银行的最好时机。换句话说，你连市民银行都没有信心搞好，还想到其它职能局当一把手？就是给你当，组织上放得下心吗？
申一枫知道领导意图后，心里也着实凉了几个月，在冷静思考自己的前途。后来他想：“所谓把市民银行的工作搞好，也是个没有什么标准的说法。这工作何谓之好，何谓之不好？我看不外乎几个大类：第一大类是指标体系，但是指标难看，可以配说明，就像我们过去搞农村工作一样，增产了，总结好写，话好讲；但是减产了，一样要总结，一样要讲话，那不就是：因为我们及时采取了措施，使得损失减少到最低，仍然取得好收成。譬如，去年就是一个最好的托词，因为亚洲金融风暴的影响，导致我行各项指标不尽如人意，但是还是取得了不俗的实绩。对，就应该这样说，关键是从哪个角度看问题。第二大类是务虚体系，如：评精神文明奖，扶贫助困、支援老少边穷地区，企业文化建设，这些要搞得有声有色，多做舆论宣传、提高曝光率。然后是走走场子，满足关系人的需要。第三大类还是用人机制和对下级的控制。现在是要选择好自己的班底，各支行行长和总行中层干部都要忠诚于我。这些人选定下来以后，支行内的事，就让他们自己搞掂了。我在行里练练书法，打打太极拳，修身养性也未尝不可。”
申一枫想到这里，不无得意，他对自己说：“如果这样的话，人事制度还是要来一个调整，要出台一些原则性规定让大家好操作。”
申一枫对这些大的方略思索完之后，他那阴沉沉的脸上稍为松动了一些。然后，戴上老花眼镜，看起了当天的《深圳特区报》。
过了一会儿，他在原来那个单位任职时的办公室主任打电话给他，说是因为对口扶贫，到了贵州黔南山区一趟，看到当地群众的生活感受很深，那些年青的小伙子没有事干生活很艰苦，帮扶小组准备安排500个就业岗位给山区对口就业，以增加造血功能，问老领导申一枫能不能消化部分人到市民银行上班？申一枫一听，机会倒是一个机会，但是穷山区的孩子，讲文化水平那是低的了，坐柜台办业务不适合，要在银行消化，只有搞经济民警，也就是现在讲的保安这种岗位，一个行消化六个人，满算下来，大约100来人。把他们招进来，人不多，但是影响却不小，市民银行为扶贫做了一件实事，可以在市里扬名立万。何乐而不为？
于是，他在电话里对他的老部下说：“可以考虑，要男的，只能在行里当经济民警，也就是搞保卫工作。”
他的老部下说：“那就这样说定了。我落实了人员名单后再到你行里拜访你？不过这事，时间很紧的，你那边要腾好岗位，不然，人到了没有地方去，吃、喝、拉、撒就成了问题了。”
“好，没事。”申一枫矜持地小声说道，然后，放下了电话。
1999年的四、五月间，在我国的现实生活中也是不平静的时期。
先是北方一个偏僻小城当过售货员的离职人员***原拟圈钱为目的搞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