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老喜这件事，引起了周边地区很大的震动，也因此，我时常回忆薛老喜·····。
那时代，薛老喜家里是有棉油吃的。生产队里的油房就在西场里，每一年挤出的棉油也都在西场的石窑内储存着。因此，他家里的棉油从来没有断缺过。队里的新棉油下来了，他家里头隔年的棉油还没有用完，薛老喜和嫩粉就会在新油又弄回来的情况下，想尽一切办法把隔年的油处理掉。
后大屋窗外的那棵椿树的树根下倒过油；院中央那棵枣树的树根下也到过油。在当街看每一家院子内的树木，只有薛老喜家院子里的那两棵树长得格外茂盛，格外的绿，格外的起明发亮。
常言说：“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从这两棵树的成色上看，那便是：“一人得道，树木参天”了。
后来处理棉油的时候，再挖开那两棵树的树根，他发现去年倒下的油还没有完全的渗下去，薛老喜害怕这样再倒进去会把这两棵树都给灌死。所以，他每年到那个时候，干脆就在院子的中央深深地挖一个大坑，隔年的，他认为过期的油都倒进那个坑里去了。
在那个年代，薛老喜家里的煤火上经常放着油锅，只要扎开煤火，油锅里的油就能烧滚，然后炸各种各样的油货吃。后来，再炸油货的时候，他怕大街上的人闻见了香气儿说闲话，总把灶火的门窗紧紧的关闭起来。
日子就像是“黑眼沟”下面小河里的水，日日夜夜都在流淌着。生产队里的现金尽管有限，但钱的流动也和那小河里的水一样，日日夜夜是不断流淌的，并且总是“水过地皮儿湿”的。
冬天来了，西地那一块儿红萝卜都收获了，说是按户口分给每一家一户，但每斤收一毛钱。这些都是薛老喜记账，收钱，过磅。人们把钱交给了薛老喜，他便随便地塞到自己的布袋里。
每年的春节来了，队里每人分半斤的棉油，剩下一些也有薛老喜记账，收钱，过磅再卖给那些有钱人家。
秋天来了，“黑眼沟”和金岭，银岭上的各种果实都成熟了，康大功认为把这些果实分给队里的社员不值过，就那样放在西场里，还是由薛老喜记账，收钱，过磅，卖给那些有钱的人家。
······
这样的事情，一年一年，一季一季，就像是女人们纳的鞋底子那上面的图案“富贵不断头儿”。
薛老喜的口袋里总会有钱的，就连他自己也不清楚每一次卖了生产队里的物品以后，他的布袋里头有多少钱？他总共交到队里了多少？他每一次又留下了多少？
但薛老喜也有胆颤心惊的时候。每次上面来运动，他的心里都害怕，害怕上面的人来查他的账，害怕苏家屯那些不服气他的人去上头告他的状。每当那个时候，他便会心里不安好几天，那几天他也总是要采取一些防身措施的。
那一年，李支书召集队长开会，会上贯彻了公社里的会议精神，说是每个生产队的账要拿到大队里面去，有公社里的相关人员例行检查。
康大功让他拿着队里的账本到了苏家祠堂，康大功交代了一番，连看都没有看，就叫他把那些账本往大塔村的队部里面送。
薛老喜当时站在那里不动，康大功明白了他的意思，对他说：“愣啥愣？就这样拿去吧，啥事儿也没有？”
薛老喜尽管也能从康大功的语言里听到“天塌下来我会顶着”的意思，但他还是不放心，送走了生产队里的账本，回到家里，他把箱子里的钱集中了一下，10块的12张，5块的70张，两块的106张。
钱都整理好了，放在那里才能不让搜家的人搜到呢？
这下，薛老喜真的做难了。开始，他把钱放到后院猪圈的石槽下面，晚上睡觉的时候他做了一个梦，梦见公社搜家的人进了大门就朝那猪圈走去了，吓得他出了一身的冷汗。
第二天一大早，他又把那些钱拿出来放到大门后边的“水道眼儿”里。晚上睡觉的时候，他又做了一个梦，梦见下大雨了，院子里的水把那钱都冲到门外的大街上了，满街都是钱，苏家屯的大人小孩儿都在街上捡钱嘞······。
薛老喜心里一直想着，这些钱是不能往屋里放的，若是人家查住了他的账，首先搜的就是他的屋内。
第三天，早上起来，薛老喜又从“水道眼儿”里把那些钱取了出来，这回他想到了一个自认为最安全的地方。他院子里有一块儿捶布石，下面有好几双穿破了的棉靴和单鞋，他的心里一直想着那些棉靴和单鞋不一定到啥时候还有它的用场，就一直不舍得扔掉，如果把那些钱分开装进那些鞋里，他认为是最保险不过的了。
薛老喜把钱分别装进那些棉靴和单鞋里，他又用心把鞋的位置重新摆放了一下，把装钱的鞋尽量放在底层。
做好了这一切，薛老喜站起身来拍了拍手上的尘土，又四周观望了一下，没有发现有人窥视，就走出大门去南坡领导生产去了。
薛老喜刚出村子，那个挑着担子货郎的吆喝声和拨浪鼓的声音就在村口响了起来。二骡子在被窝儿里听见了，立刻，他嘴里的味蕾又被那绿豆儿的美味激活了，他扒开两眼儿，下床提拉上鞋子就要往门外跑。还没有出大门，他又拐了回来，他想起了上回爸爸妈妈把那货郎的秤崴了，挑子也踢了。还想吃人家的绿豆儿，不拿点换的东西心里存着不美。
二骡子沿院墙旁边走了一圈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