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告镇政府”的风波大致在那年的深冬逐渐平静了，也就是那一时刻，康大功的思想又发生了深刻地变化。无论那一级政府，做苏家屯群众的思想工作的时候，都口口声声的说是这个铝矿手续齐全，程序合法，合同有效。特别强调，一切合同都是队长康大功当场签了字的，但没有一个人提薛老喜的一个字儿，更没有人提及是薛老喜代签的那个事实，一时间，他忽然又想起了三弟说的那些话，苏家屯的那个“罪”人好像是非自己莫属了。
也是在那一刻，乡政府做了康大功的思想工作，让他把长达40年的苏家屯生产队的队长一职卸了下来，并且一个月后，任命薛三喜当上了苏家屯的第二任生产队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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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的农历九月二十九儿，我也是要回家烧“十月寒衣”的。
那天，我在“银岭”的祖坟上给先人们烧了纸和香，又沿着崎岖不平的小路往山下走，我们这些常年在外的人，每一年把这件事看得很重要，这件事情做完了，心里便会得到一时的轻松和安慰。
在一块儿麦地的旁边，我看见了二毛子在他那一份责任田里锄草。当时，他也看见了我，就掂着手中的那张锄朝我走了过来。到了我的面前，我俩寒暄了几句，我又看见路边放着他的那辆旧摩托车，便问他：“来地还用骑车？也太享受了吧”。
他看了一眼远处挖铝石留下的大土坑，咱村的路都挖断了，如今来这‘东土嘴儿’做庄稼都得借人家‘东村’的路，要多转六七里的路程，不骑车功夫都费在路上了”。
二毛子一说“东土嘴儿”，我忽然想起了小时候在这个地方有一个突兀的土堆，就像是一间屋子那样的大小，孤零零地立在这个地方，那是非常显眼和具有象征意义的，不知道从那一年那一代开始，苏家屯的人就把这个地区的田地叫“东土嘴儿”了。
那时候经常听大人们说，那“东土嘴儿”的地方原是一块平展的庄稼地，当年一个卖盐的人路过这里的时候，盐被人‘强人’抢走了，人也被打死了，尸体就放在那一个地方没有人管，几天后，苏家屯的人们就地挖了一个坑把他埋了进去。
以后的岁月里，无论是公家还是私人，建房修缮，起高垫低，修路用土，搞大寨田等，把周围的土剥了一层又一层，但埋人的那块儿土地一直没有人敢再动过它，生怕那屈死的鬼神附体，闹得全家不安生。时间长了，那个地方便留下了一个突兀的“土嘴儿”，高高的矗立在那里，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高，越来越高······。
因为它在苏家屯的村东面，所以人们便把那一个地方叫做“东土嘴儿”。
小时候，我们几个小孩子天不怕，地不怕，逮蝎子，戳马蜂，抓蛤蟆，杀长虫····，苏家屯的角角落落我们都敢去，都去过，但每当走到“东土嘴儿”那个地方的时候，总是望之却步。印象中，有的时候我们还能看见那“东土嘴儿”上的某个位置还有缕缕的白骨。
我每一年总是要从这里过两回的，但都匆匆而过，没有注意过“东土嘴儿”的变化，刚才二毛子这样一提，我倒是在头脑里很清晰地还原了小时候那个“东土嘴儿”的原貌了，它高高地站在那里，就好像是一间老屋子。但当时，无论我怎样的搜寻，始终见不到那“土嘴儿”的影子了。
“那‘土嘴儿’那里去了”？我问二毛子。
这时，二毛子也认真起来了，他环视了一下四周，很不解的说：“没有了，不知道什么时候都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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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俩又说了一会儿话，我便匆匆地告别了他，但我的心里一直想着这个问题，那“东土嘴儿”早都消失了，是无声无息消失的，并且消失的无影无踪，但那“东土嘴儿”的故事，以及对苏家屯历代人的影响还清晰的留在人们的脑海里。
不言而喻，那“东土嘴儿”肯定不是人为消除的，因为它的存在赋予了人们根深蒂固的忌讳，那一间屋子一样大小的“东土嘴儿”，一定是在岁月的风雨中不知不觉的被侵蚀掉的，因为它总是那样“鹤立鸡群”，那样孤零零的，那样的比周围的土地“高一头，乍一膀”。仔细地想来，那“东土嘴儿”是违反了“宇宙规律”中“平衡”原则的，因为世间的道理本就是“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
闲暇的时候，我便用魏人李康《运命论》里的几句话套这一个事例：“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套来套去，其中的含义还真有一点儿相近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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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句俗话叫做“强龙不压地头蛇”，随着李支书年龄和党龄的增大，他“地头蛇”的性质越来越明显了，每一任新来的乡领导都知道他是“大村大支书”，是小黄乡土地上的“地头蛇”，方方面面都让它三分。
越是这样，李支书越是觉得自己了不起。那一年，新来了一个书记，李支书左看他是“小孩子”，右看他是“不成熟”，对那新书记的各方面礼让，他总觉得是应该的，是自己的威望使然。
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凡乡政府通知支书开会，他便不参加了，总是让村长或者副支书替他去，回来以后再给他汇报会议精神。再后来，凡乡政府通知支书开会，他会对通知开会的办公室主任说：“路太远了，让支书都来大塔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