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耀来找刘晔，也正是因为这件事情，没想到，刘晔自己也提出来了。
“子扬，可有办法，在短时间里，找来一些人才，任免于各地郡县之上？”
“有是有，那便是让各地举荐人才上来，然后再挑选任用。”
刘晔在袁耀问起来的时候，很快就回答了一句。
其实，刘晔所说的这种办法，就是符合这个时代的察举制。
挑选人才，一直都是古代各个朝代的难题，发展了几千年，变换过很多次。
从最早的禅让制，再到后来夏、商、西周实行“世卿世禄制”。
到春秋战国时，统治阶层改革旧有制度，更为了富国强兵，破格任用一些地位低下而才干出众的人。
战国时期出现“军功爵制度”，又兴起“养士”之风，招揽有才干、善言辞的人才，不论出身，为国君、诸侯服务。
到秦代则以“辟田”和军功为选官依据。但这些都不是完备的选官制度。
到了汉代，为了适应国家统治的需要，建立了一整套选拔官吏的制度，名为“察举制”。察举是自下而上推选人才的制度，也叫“选举”。
汉高祖刘邦首下求贤诏，要求郡国推荐具有治国才能的贤士大夫，开“察举制”先河。惠帝、吕后诏举“孝弟力田”，察举开始有了科目。
除了察举制之外，汉代选拔官员，还有两个办法。
一为征辟制，所谓“征辟”，就是征召名望显赫的人士出来做官，皇帝征召称“征”，官府征召称“辟”。
征辟是汉代擢用人才的一种制度，主要包括皇帝征聘和公府、州郡辟除两种方式。又称“辟除”。
一为任子制，所谓任子制，顾名思义，就是任用子弟为官的一项制度。
据《汉官仪》所载，汉府规定：“吏二千石以上，视事满三岁，得任同产若子一人为郎。”意思是，两千石以上官员，只要任满三年，即可任“同产若子”一人为郎官。
这三种选官制度，主要是以察举制为主，后两种为辅。
而察举制在早期，确实是给大汉王朝征召到了，很多的有用人才，在察举制下，个人的社会背景、家庭出身不再是选士任官的唯一依据。
地方士人只要有真才实学，有一定的社会威望，或有值得称颂的道德品质，就有可能成为察举对象，从而登上仕途。
许多出身卑微的人才像主父偃、东方朔、司马相如在汉武帝时得到重用，而这在世卿世禄制下是根本不可能的。
在世卿世禄制下，官职由贵族垄断并世袭，一般人根本没有条件成为官吏。而世袭的贵族往往奢侈腐化，无所用心，于国于民都为害不浅。
而且，察举制有利于招徕各类人才。察举科目很多，有孝廉、秀才、明经、明法、贤良方正、直言极谏、孝悌力田等不下十几种。
又让熟悉地方情况的州郡长官亲任察举官，这就能把各类人才作为察举对象，选士任官，这无疑有利于封建国家的统治。
而之前秦国的军功制不利于按才能来选拔官吏。在军功制下，授爵仅以其军功为依据，如此便剥夺了许多非身强体壮的士人之权利。
察举制的好处，还不止如此，察举制还有利于中央集权，这与军功制相比更加明显。
在察举制下，察举权虽下放到地方，但官吏任免权最终由中央掌握，中央仍可自由委派官吏。
而在军功制下，极易出现地方诸侯“功高盖主”的现象，对皇权造成威胁。
但，有利自然就有弊。
察举制虽有上述多种优点，但也有其严重弊端。
在察举制下，虽然察举科目很多，但天下之大，贤人之众，不可能把所有贤人都推荐给朝廷，仍有许多不为人知的贤才被埋没在乡村野氓中，终身未得任用，造成了人才的流失和浪费。
两汉由察举而成为官吏的士人只占总官吏人数的极少部分，而且有许多小人利用察举机会，或贿赂或靠关系千方百计使自己成为被察举对象。
还有，被察举者因察举人而走上仕途，必对察举者感恩戴德，并为之效命，这样极易产生宗派行为，形成地方集团。
特别是在其后期，弊端日益严重。到东汉中后期，地方选举权被少数公卿大臣、名门望族所控制。
他们选士任官往往推荐名望家庭的子弟而不管其学问品质如何，如此使得察举范围越来越狭窄，被察举者也大都名不符实。
社会上出现了“四世五公”、累世公卿”、“累世经学”的官僚门阀集团。
此时的察举制已蜕变为变相的世袭制，成为那些公卿大族维护自己势力，维持特权的工具了。
不论是何种官僚制度，一旦变成世袭制，它便很快就要腐朽下去。
正因为如此，察举制的恶化，在魏晋时期，由陈群提出来的九品中正制，更是将察举制彻底葬送了。
所谓的九品中正制，九年义务教育里，就特别描述过，他直接导致的后果就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
九品中正制创立之初，评议人物的标准是家世、道德、才能三者并重。但由于魏晋时充当中正者一般是二品，二品又有参预中正推举之权。
而获得二品者几乎全部是门阀世族，故门阀世族就完全把持了官吏选拔之权。
于是在中正品第过程中，才德标准逐渐被忽视，家世则越来越重要，甚至成为九品中正制的主要标准，到西晋时终于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