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攘外必先安内！”
在稍后的行在总理处会上，皇帝旗帜鲜明的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守关进取，决不可无兵，有兵，决不可无饷。
而饷出于民，有民而后有饷，安民方得裕饷。
“诸卿，汉唐中兴，各有成资，朕本庸质，惧羞烈祖。小心翼翼，如履薄冰。起兵以来，亲提六师，北伐中原，虽有小成，然天下依然动荡。
卿等劝朕挥师直取北京，然后方不稳，百姓未安，如此用兵，百姓水火，朕不安也。”
朱以海话说的很透，别看现在不战而取湖广，但对于大明来说，表面上形势大好，可实际上却也已经支撑到了极限。
尤其是朝廷真正掌控较强的也就东南几省，其它新收复的山东河北的一半，河南湖北，以及云贵桂甘，这些地方都基本上还没有真正的收取治权。
没有真正的控制，那就不叫真正的收复。
没有兵权就没有治权，就没有财税，没有安定。正德时武宗对蒙古征战，结果南赣、郧阳、偏沅等地到处贼乱，辽东女真也开始坐大。万历三大征就更不用提，掏空了国本，明实亡于万历。
崇祯朝与女真战于辽东，结果内地农民起义蜂起，更是内外夹击。
中明以来，内地特设了三个跨省的巡抚，便是南赣，郧阳和偏沅，南赣辖江西湖广福建广东四省交界府县，驻赣州，缉盗抚民，安抚流民。
郧阳巡抚为治理郧襄流民所设，管川鄂豫陕四省五道八府军民事务。
偏沅巡抚最开始专为播州之役而设，协理军事物资运输，后来兼提督军务征剿苗乱。
这些地方都是明后社会动荡后，大量民众逃离家乡，成为流民，涌入地广人稀的偏僻山区，尤其是几省交界缺管之处垦荒耕种、采矿等，并带来严重的匪乱，所以朝廷不得不特设巡抚，以方便跨省剿匪、安民等。
民中的流民问题严重，然后演变成匪乱，再然后便是明末的农民大起义了，这是一个越来越失控，且朝廷始终没能解决控制根本问题的必然结果。
说到底，百姓活不下去了。
不管是明前中期对蒙古的连年用兵，还是后来的万历三大征，又或是晚明以来的对女真的战争，加上吏治的腐败，以及国家财税制度根本上的巨大漏洞，导致了内忧外患的崩溃，穷老百姓是最先倒下的。
他们被逼的背井离乡成了饥民，然后成了流民，再成了盗匪，最后成了叛军。
驱除鞑虏，中兴大明是必须的。
但攘外也得安内，否则就可能出现崇祯那样的情况，朝廷官军在关外跟女真拼命，结果后院起火，辽饷、饥荒等让百姓纷纷揭竿起义。
这种事情历史上层出不穷。
隋炀帝三征高句丽，然后山东人王簿在长白山起义，高唱辽东浪死歌，掀起隋末大起义，唱起了隋朝的葬歌。
后来杨广表侄子李世民雄才大略，被草原都称为天可汗，但他也一直憋到晚年才敢出兵辽东，还只敢出兵十万。
“朕需要山东、河南、河北、河南、江北、湖北、湖南、四川、陕西、甘肃、云南、贵州、广西诸省，向朝廷提供税赋，朕希望诸省能够安定，以能够裁减现在过多的军队，以节省军费开支。
朕还需要地方安靖，百姓乐业，这样才能减少赈济钱粮。”
文安之、阮大铖这些大学士们听了皇帝的话，也不由的理解的点头。
确实，别看现在朝廷收复了大半天下，但到如今，真正能给朝廷上缴财税，不需要朝廷往里补贴的省份，也就江东、福建、广东、江北，山东、辽东基本上收支平衡，四川之前一直打仗，仍然是持续补贴状态。
要不是朱以海搞海贸，收工商税，把盐茶酒矿等税给切实控制在手，还能征厘金，加上没收罪产，变卖官产，以及官营、皇家经营等收入的补贴，哪能支持的住这般不断的扩军、发饷、装备。
可这两年地盘扩张的有些快，好多地方始终没能扭亏为盈，一直是补贴状态，这让朱以海也没办法。
他想趁热打铁杀进关中，干了尼堪，砍了吴三桂，然后进军山西，与河北的军队会师，一举收复北京。
可首辅文安之，分票户部的大学士阮大铖，还有新户部尚书马士英都在向皇帝提出警告，国库没银子，也没有么多粮草可供应的了这么多大军进军关中做战，更别说一口气打到山西北京去。
钱粮支撑不了。
给中央和地方官吏发饷，给越来越多的御营、外镇、屯镇、团练等发饷，给驿馆递铺的驿卒发饷，给各地学校发薪、补贴，给各地百姓赈济救灾，招聚流民恢复耕种，甚至是边地移民屯耕费用。
还有修理黄河、运河，疏浚水利的专项资金。
甚至是要给百姓恢复生产的无息低息的贷款。
偏偏新收复的这些地方，因为战后，朝廷还得免除地丁银，甚至工商这块都还要有优惠减免。
到处都是吸金黑洞。
朝廷也发行了不少的专项国债，如黄河国债，如淮河治理国债，如长江国债，如驿站国债等等，钱借了不少，本还没到期，可年年也是要付利息的。
税收不增，开支暴涨。
巧妇也难为无米之炊。
皇帝也不得不暂停军事进攻的脚步，开始回头来整编军队，缩减军费开支，整理地方，希望能够早日恢复生产，增加财税收入。
解决财政问题不外乎两个手段，开源和节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