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魏朝的现任皇帝曹彻有很多特征，但好大喜功与性格急躁，以及不容置疑，外加极度不把人命当回事，算是其中相当明显的几条。
而这几条，往往会串联着展现出来。
最常见的例子，就是要求一个浩大的场面和工程，然后设立一个最短的时限，如果出现延误，就宁可堆人命也见不得半点折扣。
修东都如此，建明堂-通天塔-大金柱如此，西巡如此，之前两次征伐东夷也似乎是如此。
不过有一说一，过年后的这第三次征伐东夷，毛人圣人似乎格外注意后方的稳固，做了很多细致的安排：
比如说，派出英国公白横秋出镇太原之余，在负责后勤前段的汴州大营那里，也摆了尚书左丞张世昭这位重量级人物坐镇，同时派遣屈突达和郑善叶两位将军分别驻守濮阳与黎阳，形成后勤路上的文武分治。
再比如说，在决定让司马长缨、虞常基、张含三位相公随驾的情况下，曹林曹皇叔与苏巍、牛宏三位相公本可统揽东都与身后全局……但皇帝依然设置了一位资历很浅，但却出身很微妙的东都留守，乃是是大宗师张夫子张伯凤的幼子张世本，也就是靖安台看板娘张长恭他爹……这还不算，又加了兵部尚书段威、新任刑部尚书骨仪、礼部尚书白横津、上柱国钱士英一起，构成了一个八人的东都议事机构。
按照明确发表的圣旨，东都军国大事是需要八人决议，才能代替之前的南衙令旨，进行发布，如果事情出现对立无效，可以要求汴州大营的张世昭张相公表态。
最后，还比如说，朝廷此次东征，放弃了柱国、上柱国直接领兵的旧例，只以各卫将军直接领兵，并先行大面积调整了这些实际领兵的将领职务……其中，南衙相公之一的司马长缨就亲自领了左翊卫大将军；
当朝名将、北地西路总管于叔文被召回，加右翊卫大将军；
左骁骑卫大将军为南阳总管白横元；
右骁骑卫大将军为张世安；
右翊卫大将军薛常雄；
右翊卫大将军韩引弓；
左屯卫大将军司马化达；
右屯卫大将军李安远；
另有左御卫将军辛常雄、右御卫将军张瑾、左武卫将军崔弘昇、右武卫将军赵孝才、左候卫将军何稀、右候卫将军赵光；
这十四卫，加上左右金吾卫，正是大魏建立以后，将八柱国十二卫大将军四参军制度给扩充后的威力加强版，所谓十六卫制度了。
至于这些将军，既有资历老将，也有国家名将、大将，还有家学渊源的世族名将，还有地方宿将，甚至还有如赵光这种简拔出来的寒门才能之将。
按照规矩，一旦府兵动员起来，就将会按照鹰扬府分配给这些将军，让他们统领……只不过，如果还有四万募兵构成的上五军，具体的兵力分派可能会更复杂一点。
而这些，还只是圣人直领的中路大部队，还有南面来战儿、周效明；北面李澄；前方登州守将皇甫常逸等人所率领的三大营或者总管州部队。
一时间，端是名将荟萃，重兵云集。
可能正是为了等待这里面的主要人物先行就位，朝廷难得拖了下来，迟迟没有发兵向东。
且说，对于这番安排，围炉夜话的张行倒是一如既往的刻薄——后勤路上的安排，明显是文武分制，是在防止杨慎故事；东都的安排，明显是为了钳制曹皇叔……没人会觉得曹皇叔会无聊造反，他也不需要，可此人一旦摆出车马要与圣人分道，却反而注定是皇帝最畏惧也最强大的敌人；至于兵马组织的重构，则是为了最直接的进行战略战术表达与干涉。
这位圣人，既然决心要第三次去打，且不谈如何来打，最起码不允许东征大军内部存在一丁点的违逆。
绝东都的十万随军役丁其实早早动员起来了……甭管怎么逃，怎么变着法的贿赂、钻空子，东都一个城就是百万数量级的人口，加上周围领地，如何会少了十万穷人？
所以，张行也不知道，重新立起来的城东大营里，到底有没有那个给自家送柴的老丈的“儿子”。
当然，这十几日内，张三郎也是很忙碌的，他除了要应付越来越多主动示好的官员、內侍、将领，还要纠结一些其他的安排——比如是否要让月娘去幽州、登州、太原？又或者留在洛阳去白府？
当然了，最终还是选择将月娘留在洛阳，不只是因为对曹皇叔信心十足，更重要的一点是，和张行一样买官失败的李定忽然火线升职了，摇身一变成为了都水使者，虽然职责上只是从修路变成了疏浚水道，但级别上却越过了那个门槛，成为了正经的正五品老爷……按照规矩，正五品官员的家眷要留在东都的，所以，张行和秦宝麻溜的决定，让月娘去投奔大高手张十娘。
具体来说，那正月十八的事情。
而两日后，这几个男人就和白有思这位大老娘们一起，随着朝廷的旨意与军令，急匆匆的启程了。
上五军四万募兵、一万金吾卫、十五万关西陕洛河东府屯军、十万民夫，甚至还有数千內侍、宫女，合计近三十万众，大开武库，武装完毕，浩浩荡荡，轰然启动，直接从洛水北岸顺流而下，直趋洛口仓……先头部队抵达洛口仓的时候，殿后部队方才出动，宛如长龙。
这还不算，到了洛口仓后，打开仓储，尽取米粮、布帛，士气稍大振之余，也渐渐等到了河北、关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