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大归口解散之后，我又回到工业科。此时，向国家统计局和省统计局报告统计日报的工作也不再继续；具体终止时间没有记清。
从1960年7月党中央批转国家统计局党组《关于中央一级各部门精简统计报表的情况报告》批示中有一句党中央对统计工作具有方针性、路线性意义的经典指示：“要以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进行调查研究为主，而以必要的统计表报为辅。”后来，被概括为“主辅”批示。
1961年在全国的统计工作会议上提出，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坚决贯彻“主辅”批示，并作为改进统计工作的根本方针。1962年全国统计工作会议，再次提出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进行调查研究，做到胸中有数。之后的1963年、1964年、1965年连续多年的全国统计工作会议上一再强调深入实际、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并作为统计工作革命化的重要举措。
**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在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统计环境之中，我从做日报（犹如水到渠成一般地）转入跑基层、跑企业进行统计分析调查研究工作。在六十年代前半段，经常下基层、下工厂为我成为“成熟”的统计工作者打下了比较夯实的基础。事实上，从此，（在工业科）我逐渐地被涌到了地方统计工作的风口浪尖。
在这几年当中，工业科的人员构成发生了一些变化。燕恩（搞统计分析的）提拔到综合科任副科深造一年。余守礼（经常陪同省统计局来人下企业的）照顾两地分居而调回江西赣南，毋笑斌趁精简下放之机申请调回陕西扶风老家，周湘夫、詹红琴调到外单位，文超下放海城农村。新调入工业科的有鞍钢来的工资比黄局长还高的（工人阶级）党员科长闾富和。还有辽财（原东财61届）毕业新分配来的丰岷，手管局（非归口人员，没有谁关注她是怎么调进来的）调来的魏桂琴。从辽阳纺织厂调来的党员（工人出身）张来福，大概也是为了调整机关里的阶级结构，他专门负责军工企业和军工产品统计工作。
省统计局工业处的干部是我跑企业的引路人。余守礼回江西之后，铁城等同志忙于报表事务，每每省统计局工业处的同志下来，善科长必然会说，“你去吧！跟着听一听。”省统计局工业处的同志主要是到鞍钢了解情况。他们和鞍钢“三钢一铁”等重要工厂的有关人员都很熟悉，对工厂的生产计划、工艺流程、技术装备、原材料消耗、产品质量、技术指标等等也都是了如指掌。令我十分敬重、佩服。他们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潜移默化，不免深深地影响了我之后的作为。
文化大革命之前的两、三年，省统计局工业处经常到鞍钢来的同志基本固定，他就是张福全。张福全小个，比我略高一些；面部较黑，眼睛炯炯有神，有时言语尖酸刻薄，特别是对他熟悉的人；看问题比较透彻，悟性较高，善于抓住问题的本质，在了解情况的时候，能够把车间主任或是调度员不便向上级透露的问题刨根问底抠出来。善于透过统计数字摸清事情的实质，得出正确的结论。这个人就是脾气暴躁一些，当然是在应该发脾气的时候。
他是省统计局工业处干部与我联系最密切的同志，也是我步入统计调查研究工作的榜样。我们在十几年的工作交往中，建立了深深的战斗情谊。每当谈起统计工作的时候，张福全的形象常常出现面前。
张福全经过长期广泛搜集资料，呕心沥血，著书立说，撰写了《辽宁近代经济史》，60万字，于1989年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发行。不幸，积劳成疾，患肺癌，手术后存活数年，还是英年早逝。
跑鞍钢。国家统计局、省统计局对鞍山市的工业生产情况了解的重点是鞍钢的生产情况。所以，鞍钢是我下企业进行调查了解情况每个月必须要去的。
鞍钢公司对外人进入鞍钢厂区管理十分严格，非鞍钢职工进厂必须到公司接待处办理鞍钢核发的入厂证，当日有效。由于我每个月经常出入厂区，在鞍钢接待处办了一个长期入厂证，贴了一张一寸免冠照片，盖上了一个红色印章。
我跑鞍钢一天只能够跑一个厂子。那个时侯市内交通极不方便，即使坐有轨电车，设计院上车，五一路下车，走到鞍钢大门口、再到达最近的工厂，路程也是需要几十分钟或更长一点的时间。
那个时侯，局里只有几台自行车，我们科是大科，两台；一台善科长骑，（闾科长虽然是正科长，来晚了，没车）一台大科员铁城骑。没有极特殊的事情、两位不是主动提出让你骑，是没有谁会主动要求借车的。
我步行跑鞍钢基本形成规律，有着基本固定的程序。食堂吃罢早饭，拣捷径直奔鞍钢厂区正门，大概半个小时；进了厂区，如果去炼铁厂，还要走20几分钟，去其他厂子，需要一个小时或更多一点时间不等。一般上午10点左右能够找到厂子统计员或调度员、车间主任等等调查对象，看一些资料，攀谈一阵子，11点之后，午饭。下午再找另外的有关人员谈一谈，或到现场看一看，3点以后，出厂。于是，顺着原道，回到食堂。一天就这样马不停蹄地过完了。中午饭都是在厂子里的职工食堂吃，一顿饭是4两粮票、2毛钱，和鞍钢工人同等待遇。盐汽水车间里随处都有，渴了，随便喝。
到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