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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 剧(一)

两只黑眼睛的刘主任把我叫道办公室。他拽了拽我的耳朵、又掐了掐腮帮子;我觉得有些疼。刘主任的两只黑眼睛在粗眉毛后边直勾勾地看着我;挺吓人的。

“明天你到学校剧团来演剧,”刘主任的两片薄嘴唇不知是张是闭,从牙缝里挤出一句带有浓重大连口音的话。然后看了看站在一旁的一个学生,“你把他领到剧团去。”那个学生把我领到紧东头的一间教室。

刘主任是伪满“新京”建国大学毕业。在我们学校里当教导主任。温校长不管的事儿,他全管。他的一举一动,如果不说中国话,活像个日本鬼子。

剧团是临时组成的。演员都是优一、优二年级的学生。低年级的学生只有我一个。

剧团排练的是一个话剧。我只记得我是扮演一个小孩儿;剧情早已忘得干干净净。毕竟,那是六十多年以前的事情!然而,正剧开演之前的一个活报剧,我却记得清清楚楚:

在台上,我扮演一个“满洲人”(伪满时期,是不准中国人说自己是中国人的。像我们这些八、九岁的孩子,还不知道自己是中国人)。当我走到舞台中间的时候,从左右两边上来一个美国人,一个英国人。他俩个头上戴一个硕大的礼帽,画着英、美国旗;挺着个大肚子,身穿黑色燕尾服,脚穿带尖的大皮鞋;美国人手里拿一根文明棍,英国人手里攥着一根绳子。他俩个到了我的身旁,先是给我吃糖,然后就用绳子勒我的脖子。快要勒死的时候,上来一个日本兵,他一身黄军装,端着插着日本膏药旗、上了刺刀的步枪,刺向英国人、美国人;吓得两个人仓皇逃窜。然后,那个日本兵把我举起,走向后台。——不言而喻,这是一出为日寇侵略中国障目、有辱中国的小品。

学校剧团不仅在黑台演出,还到铁路沿线的村镇巡回出演。有两次出去演出,至今还有较深认像。

有一次,到永安去演出。晚上要住在那里的一个大车店中。大车店只有一铺大炕,男女生只能住在一个炕上。刘主任站在地中间,看看炕头,又看了炕稍,说,“男同学住炕稍,女同学住炕头。”一个女生喊道,“不行!炕头离门近,害怕。”刘主任:“啊!那就让男同学住炕头。”那个女生又说,“男女生住一铺炕,连个遮挡都没有,那怎么行啊!”

刘主任也觉得不妥,找来店掌柜的,问:“有没有幔帐?挂在男女生中间。”掌柜的:“实在对不起,没有。”刘主任在地下挠挠头,抬头看见了我,说,“啊!有了!你睡在当间儿,把男女生给隔开。就这么办!”说完他磨身走了。又是那个女生喊道,“闭灯!好脱衣服。”一个大个男生站到炕上,把灯闭了。男生躺下就睡;女生那边倒是戚戚喳喳说个不停,偶而发出一点笑声。吃早饭的时候,一个男生刮了我的鼻子一下,说,“行呀!比幔帐还中用啊!”我回了一句,“去你的!”大家先是愣了一会儿;突然间,爆发了一阵笑声。刘主任出现了,大家赶紧吃饭。

又一次,去连珠山演出。不坐火车,步行。

夏末,阳光明媚。刘主任率领着我们十几个小学生,顺着铁路向东走去。铁轨在阳光下闪烁着耀眼的光辉。铁道南是一片片蒲草,蒲棒已经成熟,一些脱落的蒲棒绒,在空中飘荡着,随风而去。野鸭子在不远的水泡子成群游荡,听见我们的脚步声,噗噗啦啦的在水面上向南飞去,转了一圈,又都落了回来。

大家说笑着,不一会儿就到了老贺家小山铁道拐弯处。这时,我的脚让皮鞋磨的有些疼痛,一瘸一拐的走着。一个女生问:“你穿的新皮鞋是不是磨脚?”“啊。”我答应一声。“快把鞋脱下来,等一会儿还不得把脚磨出泡来!”我脱下鞋,一前一后搭在肩上;光脚走在枕木上,舒服多了。

一个男同学脚踏铁轨、平伸双臂,晃晃悠悠的走着,喊道,“看谁在铁轨上走的远!”于是大家纷纷脚踩铁轨、争先恐后的向前跑去。

过塔头湖大桥时,有两个胆儿小的女同学见桥高水深,不敢过。我自告奋勇要协助人家过桥,一个女生说,“你掉下去,还不知道让谁捞呢!”

我们连蹦带跳、手舞足蹈、喊叫着、歌唱着……太阳离北山还挺高呢,就到了连珠山。

这是我最后一次和剧团的同学们在一起活动。因为在这次演出时,装美国人的同学的肚子下边露出一缕棉花,在两腿之间晃来晃去,我忍不住笑了笑。我稍一回头,看见刘主任的两只黑眼睛狠狠的瞪着我,吓得我立刻板起脸,不敢再笑。回到后台,刘主任咬着牙说:“该哭的时候,你笑!该笑的时候,你板着脸!”说罢,抬脚狠狠的踢了我的屁股;又骂了一句“八嘎牙噜!”

回家吃饭的时候,我说了这个事儿。父亲听了后,从不骂人的他,说了两个字:“混蛋!”

(2002-08-17 2006-12-05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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