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黑台
1949年1月，春节前，腊八那天我家杀猪了。这是我们家土改后饲养的第一头母猪。这头猪是苏联当时支援东北的优良猪种——乌克兰大白猪。母猪是去年9月配的种。几个月来，它长得越来越肥。老杨家大爷说它不像带上崽子了；因为，怀孕的老母猪不会这样胖。赵大娘认为这个猪已经带上崽子了；因为它太胖了，才看不出来带崽子了。邻居们有赞成老杨家大爷观点的，也有赞成赵大娘意见的。杀猪的人肯定地说这头猪没有带崽子；于是，把它杀了；结果，杀出了12只已经长全了毛的大猪仔子。父亲和妈妈追悔莫及。赵大娘骂了杀猪的：“你呀！缺德！良心的大大的坏了坏了的！杀生害命，早晚得让阎王爷抓去。”
大学读书时，在苏联莫斯科经济统计学院留学的副博士王老师讲过在莫斯科的学院里吃过烧乳猪；并且讲了“乳猪”的培育过程。他说，苏联的畜牧专家创造一种科学的生猪育肥方法。母猪生完第一胎，第二次怀孕之后，开始育肥；当母猪临产时，杀掉；这时的猪肉最香、营养价值最高；没有出生的小猪就是做烧乳猪的最理想的高级原料。他说，在莫斯科的时候，中国留学生的生活待遇是挺高的，可以在教师食堂用餐。王老师讲，在特别馋的时候，就去品尝只有学校教授可以吃的烧乳猪。我听他讲的时候，嘴里的唾液猛烈爆发，差一点流出哈喇子。下课时，我对孙殿卿讲：“土改时，我家养的乌克兰大白猪在快生产时，腊八那天给杀了，杀出12个大猪仔子，全都扔到荒草甸子里喂狗了。”孙殿卿以开玩笑的语气说道：“那个时候苏联光给大白猪，也没有告诉你们吃猪肉的科学方法？”
春节过后，父亲到县里去开会，参加村干部培训。回来的时候，父亲对妈妈说：“开会的时候，杨木岗的几个人，看见我之后，老是鬼鬼祟祟、嘀嘀咕咕，躲着我。”妈妈：“可能是土改时斗争了三叔，看见你不好意思了呗。”父亲：“不像。我总觉得他们背地里有鬼。”妈妈：“管他呢！他在杨木岗，咱们在黑台，河水不犯井水，有鬼能怎么的。”
父亲和赵组长都是区里在黑台村土改后发展的党员。在区里召开党员会，讨论侯补党员转正的时候，父亲没有通过转正。原因是杨木岗方面向县里写了检举信，说我父亲是杨木岗傅家烧锅的大少爷，是大地主。虽然入党时父亲已经说明了过去开烧锅（傅家烧锅在九一八事变时就破产了）的情况，既然有了检举信，取消侯补期，不予转正，也属于正常现象。关键在于父亲对于加入党还没有达到成为党员应具备的思想水平，是不是党员也不是他的刻意追求，所以，对于不予转正，没有做任何争辩。同时，父亲辞，不再当村干部了。奶奶和妈妈对父亲没有成为党员，不当村文书都没有什么惋惜的表示。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区政府的一个干部来家里串门。他对父亲没有转正、不当村文书了，很是忿忿不平。父亲倒是比他更看得开，反到劝了他几句。有几句话对我印象较深。区里的干部问父亲：“你是不是得罪了你们的蓝村长？”“没有！”“不对吧？”父亲略微思考一会儿，说道：“啊！明白了。就是土改时从被斗人家挖出的贵重的、准备村里公用的斗争果实，锁在村公所大柜里；大家让我拿着钥匙，村干部不到齐，不能打开；任何人不得擅自动用。”区干部：“是不是蓝村长有什么想法？”父亲：“是。我一直顶着。我不能跟他沾那个包啊！就连伪满时，在兴农合作社日本人大木先生走了，把合作社交给我管，八一五时合作社里的东西我可以随便拿，我连一根大头针都没有动一动。做人嘛，不论什么时候，不能公私不分；不管如何，也不能跟着那个人走偏道。”区干部：“原来是这样！行了。那个村文书当不当也没什么意思。现在用人的地方有的是，早晚我们会帮着你找一份好工作。”父亲：“在家里呆着挺好。种地、钓鱼……也挺好的。”
夏天，调到伊春林业局当局长的、原黑台区毕区长回来，欢送区里干部南下参加新解放区政权建设。临回伊春之前，来到我家。寒暄一阵子之后，毕区长说道：“老傅啊，别在家里呆着了。到我那里去吧。我们林区就缺你这样的人。”父亲：“在家里种地挺好。不愿意动弹。”毕区长：“怎么说有个公职也比种地强。”父亲：“我再寻思寻思。”
转眼到了割地的季节。学校放农忙假，我和父亲一起到地里去割包米。路过学校操场的时候，看见新搭起的舞台下面有几十个学生在学唱歌。
天气十分晴朗，已经冷了，我坐在父亲赶着从赵组长家借来的牛车上，披着棉袄，注视着唱歌的那群同学。歌词没有听清，“……前进，前进，……”回响在空荡的操场上空。
父亲问：“今天是几号了？”答：“大概是十月一号吧。”父亲：“是，是十月一号。要建国了。”
我和父亲割包米回来，黑台街里十分宁静。到了家里，赵福和孟宪刚都来了。孟宪刚：“学校通知，明天全体到校，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会。”问：“光我们学校庆祝啊？”“不是，全区开大会庆祝。”
10月2日，黑台街里到处张贴着用彩纸书写的标语：“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国***万岁！”“**万岁！”在通往火车站的大路旁的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