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水文化源远流长，以楚文化为代表的古文化研究一直是汉水文化研究的重点和热点。但是研究者对汉水上游的古方国，尤其是鄂西北境内汉水流域的古庸国、麇国等与楚同期的古部落方国却缺乏应有的关注。我们要知道汉水文化的源头在汉水上游，尤其是古庸国、麇国，自商周、春秋战国以来，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一度是有影响力的方国。由于现今该地区经济落后、地域偏狭，该地古文化研究长期得不到重视。/p
自南水北调工程开工以来，汉水流域即将面临一次新的历史考验，水位上升，势必会对汉水上游的古文化遗存构成威胁。沉寂多年的古文化遗存如果得不到研究重视和抢救性发掘，则很可能沉睡地下，永不见天日，这是我们不愿看到的，所以我们如何看待这一问题现在已经变得十分紧迫了。多年来，这一地区一直是汉水文化研究的盲点和漏洞，搞历史文化研究就不能漠视历史的存在，在这片土地上曾经有过辉煌的国度、辉煌的文明，作为一名郧阳人我们理当对汉水文化尤其是我们本地的历史文化有更深刻的了解和研究。基于这一层面，本文力图从历史文化渊流角度探讨古庸国、麇国发端、发展、灭亡的过程，揭示它们在汉水文化研究中应有的价值，并指出研究中存在的问题。/p
一、古庸国、麇国历史概况及地理分布/p
古庸国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国家。据史料记载，庸为商时侯国，位于今湖北竹山县境内。周初，武王利用庸、蜀、羌、矛及荆楚诸国联合，以小邦周灭大国殷。在武王伐纣的战争中，以庸麇为首的百濮之族是主力军，他们帮助武王完成了灭商大业，周灭商后封庸为子爵之国。也就是说庸国是春秋早期较大的方国之一。当时的楚还比较弱小，从地位上讲还不能与庸国相提并论。［1］（p22-24）/p
楚国从汉水流域南迁江陵后，发展较快。北方的齐、鲁、秦、晋等诸侯国逐渐强大起来，各自寻求扩张。而位于汉水上游的庸国势力强大对向北扩张的楚国构成了威胁，因此，楚国早期国王熊渠出兵伐庸、鄂、杨越三个方国后，北灭“汉阳诸姬”，形成了早期楚国的势力范围，由于当时的楚已经强大起来，庸国无法与之抗衡，就只能依附楚国成为楚的附属国。/p
到春秋晚期，楚庄王三年，楚国遭遇大饥荒，鄂西山夷戎人伐楚，先伐楚之西南，至于湖北房县埠山，楚出师，屯于大林（荆门县西）御敌，已臣服于楚的庸人、麇人不满楚的统治压迫，率百濮聚于选（湖北枝江）楚国当时正与北方中原诸国交战，无法两面御敌，于是“申息北门不启”对北方诸国挂免战牌，全力对付来自西部的部族入侵。楚国首先出兵驱散了各自为阵，组织松散的百濮军队。师至句澨（均县废治西）攻庸，至庸方城（竹山县西四十五里有方城）。庸人凶猛抵御，俘获了楚国军官杨窗。楚调句澨大师，起王卒，动员全国军队合在一起，向庸国进发，同时又派师叔以骄兵之计怠庸。最后，楚庄王亲自上阵与庸公临品（湖北均县）分军二队以伐庸，在秦人、巴人的帮助下打败庸国军队。公元前611年，楚师灭庸，百濮部落被迫重新臣服于楚［1］（p101）。/p
从楚国灭庸的艰难程度以及庸国造反对楚国的强大震动，可以看出，庸国强胜的一面，一个小国能让一个大国倾全国之力，费尽周折，可见庸国并非弱小之邦，没有一定的政治经济基础怎么能与楚国相抗衡呢？/p
庸国灭亡后相当长一段时间，楚国并不敢直接统治，而是通过“封君”对庸国故地进行间接管理。楚惠王及楚肃王、宣王年间，楚王曾两次封庸国旧主为“庸夜君”害怕再次引起内乱。由此可见楚国统治阶层对庸国的高度重视，庸国的稳定对楚国全局安宁的重要性也可想而知。由于庸国故地战略地位重要，战国后期，秦楚之争，这里是朝秦暮楚之地。顷襄王十九年“秦攻楚，楚败，割上庸、汉北地予秦”从此，庸国故地从楚国划入了秦国版图［1］（p355-365）。/p
与庸国相邻的汉江北岸的古麇国，也是一个相当古老的国家。据古书记载，麇国属芈姓国，其始祖为季连，从渊源上讲与楚同宗。楚国源于夏朝时期中原的祝融部落，经过发展变迁，祝融部落分为八部，即“祝融八姓”。其中芈姓季连一支迫于商的威慑，南迁，进入汉水流域。楚人属季连之后，麇人也是季连后人的一支。早期楚人在汉北发展时，其首领鬻熊将楚都定在丹阳（河南淅川）。此时的麇国与楚国属同姓之国，有亲属关系，比邻而居，互为唇齿，后楚都南迁至郢都后，两国关系日益疏远［1］（p33）。/p
早期的古麇国，在邻近部落中很有威望，其影响力远比楚国要大。周武王十一年，武王姬发会盟八百诸侯于孟津，讨伐商纣王。周武王利用庸、蜀、羌、矛、微、卢、彭、濮等部落联合讨伐。当时的彭濮即为麇国属地，它们从属于麇（古书有“麇为百濮长，百濮帅乎麇”的记载）可见麇人是随武王伐纣的主力军之一。正因为如此，武王灭商后，即封麇为子爵之国，定都锡穴（今湖北郧县五峰）由于古麇国部族众多，疆域广大（含今丹江、两郧、房县）地区，且是春秋早期封国较早的国家（此时的楚还没有得到周王朝正式承认）所以在春秋早期，麇国是秦、楚、巴、庸等部落中实力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