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江田彦一日本民主党副主席，日本政府经济大臣海江田万里的远房侄子。在日本，官僚家族是一个其政坛非常显著的特征。这些官僚可能并不是身居显赫高位，但是却负责着高层政策的执行和变通。当高层的大政客们弄出一些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政策时，这些官僚们就负责阳奉阴违的让这些东西流产。因为有这些“积年老吏”的存在，别看日本政府换首相比乔治·克鲁尼换床上的妞儿都快，而日本经济还能算平稳的衰落下去。
你没看错，是平稳的“衰落”下去。
日本货最大的特征有人说是精细，有人说是高质量，有人说是技术含量高。其实日本货最的特征是“独辟蹊径”，说好听了叫独立发展，说难听了叫闭门造车。美国那种什么产业都有的财团经济，欧洲是小而尖的产业经济，中国是由政府引领下的大呼隆式全民经济。而日本，则是一人吃一块的财阀经济。
日本财阀经济的一大特点就是互相设置壁垒。今天你弄出一个新东西，明天我弄出一个新东西。然后两家就开始在这个新东西上设置各种限制，比如说必须用我的外设，必须用我的维护设备，必须用我的标准等等。也就是说，总想一个全吃下来，而不打算开放了互相取长补短。
由于这种原因，造成日本新产品开发上出了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毛病——经常攀错科技树，最典型的就是日本的midi播放器。
就这样，自从“广场协议”这份泻药之后，日本的产业上有欧美挤压，下有中国追赶。从2011年日本福岛核电站事故之后，日本就进入了一个缓慢而坚定的下行通道。本来11年之前，日本经济还能不时的还一下阳。接过福娃过后，就再也没有回光返照的意思了。
2017年，日本人口老龄化成为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日本厚生劳动省发布人口调查数据，宣布2017年日本15岁以上劳动人口为6556万，比2000年下降约200万，同时60岁以上高龄劳动人口1167万，日本劳动力开始面临极度匮乏状态。
本来就够可以的了，结果2021年，以英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提出了《新兴经济体能源补贴计划》，又让日本补贴了一大笔资金，搞得当年的日本局势差点失控。
因此，海江田彦一一直以亲华派的面目出现，这倒不是他真的对中国有什么感情，而纯属经济原因。另外，就是作为日本众议院财务金融委员会海江田万里的侄子，他对当年的《广场协议》一清二楚。
五、六十年代，日本政府的产业政策严格限制金融投机活动，引导大量银行信贷投向工业发展和基础建设领域，这一时期日本银行的贷款质量很高，八十年代初，英国的撒切尔夫人和美国里根总统共同领导了“世界保守革命”，表面上倡导不受政府干预自由市场经济，实际上支持垄断资本不受任何约束地追求自身利益。英美两国的政府垄断金融资本和国际货币基金，不断施加压力强迫日本推行金融自由化和全球化，诱导了日本的泡沫经济和银行坏债危机，导致日本的银行坏债十年中增长了一百倍。
其中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广场协议》
当时日本、德国和其它国家的领导人，筹划对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进行大量工业投资，以扩大本国工业品的出口市场。但是，英美国保守势力竭力想阻止贫穷国家的工业化。
美国的国家安全秘书布热金斯基曾告诉日本，‘你们不能帮助墨西哥，因为美国无法容忍边境周围出现一个新的日本”’。
日本在失去美国核保护伞的威胁下，被迫同意了美国的要求。1978年美国的布热金斯基施加压力后，日本对第三世界的出口势头趋缓，随后不久就开始衰退，日本的出口主要转向了美国、欧洲和澳大利亚。
日本的全球基础建设发展基金，曾计划向发展中国家投资5000亿美元，用于发展铁路、供水和发电等基础建设，但是在美国施加的政治压力下，被迫放弃了这一大规模投资计划。日本在欧洲的海外投资，有三分之一投向英国，其投资金额超过了四百亿。日本的海外投资从1985年以来急剧增长，但是并未流向迫切需要资金的第三世界。八十年代美国的财政部长所推行的政策不仅导致了日本的贸顺差，而且于1985年还蓄意制造了日元的大幅度升值，这样不仅使贫穷国家更难购买日本工业设备，而且还促使东京聚集了巨额帐面资金，其目的是利用“超级日元”来推动全球泡沫投机，并且在日本内部植下金融癌症的祸根。
1984年至1985年间，美国的财政部长对东京进行了一系列访问，要求日本官员抬高日元比价，并且接受美元的大幅度贬值。
1985年9月19日，在纽约的普拉札饭店，美国财政部长会见了七国的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共同签署了普拉札协议（即后来说的广场协议），提高了日元和其它货币对美元的比价。普拉札协议和美国财政部长的政策，导致日本经济出现了巨大失衡，其最严重的后果包括：日元急剧升值，日本国债增长，房地产泡沫及崩溃，日本银行坏债剧增。
日本“超级日元”泡沫，其作用首先是确保了日本能够购买大量美国国债。“超级日元”泡沫的第二个作用，是美国能够借助其资金力量，来支撑濒临崩溃的美国房地产市场。从1985年至1992年期间，日本的投资者购买了价值720亿美元的美国房地产。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