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 兄弟们，给力吧，可不能被挤出分类榜呀！
汪松年，《大公报》记者。
他是第一个得知事变发生的记者，《大公报》也因此成为第一个报道“九?一八”事变的报纸。
随后因为“九?一九”刺杀案，汪松年被派往沈阳，成为《大公报》驻沈阳特别记者。
这一次因为日本人要大张旗鼓弄这样一个审判，好“彰显”自己是正义无辜的一面，因此对《大公报》这样严厉抨击的日方的报纸也发放了记者旁听证。
汪松年就是其中一个！
虽然汪松年是记者，有新闻采访的自由，但是他在沈阳城内的活动都是被关东军特高课跟踪监视的。
从特别法庭出来，汪松年没有去别的地方，而是直接返回了自己住的宾馆，他要将有关特别法庭审判的稿子写出来并发回《大公报》总部。
今天的“缺席审判”总是让他感觉日本人在耍什么花样，或者哪位英勇的抗日勇士已经被日本人害死了。
相信今天很多在场的记者都是这么认为的，但是日方拒绝采访，这让记者们也没有办法。
汪松年住的地方其实就相当于一个临时的记者站，里面住着都是各大报纸的记者。
《申报》、《世界日报》、《路透社》……
特别法庭的审判一只延续道下午，耗费足足六个小时，才将所谓的证人和证据呈堂。
那些证人看上去都带着伤，眼神恐惧，说话都不利索，而证词更是乍一听上去是那么回事，可仔细推敲之后，就漏洞百出了，记者们多少都懂一点法律，日本人这么糊弄全世界，真以为除了他们。就没有聪明的人了。
但是，有一点，汪松年却没有办法，日本人控制了铁路局和电报局。任何不利日本的消息和言论都休想通过电话或者电报的方式发送出去。
这就是他们这些记者们苦恼的地方。
不过有门路的自然不担心这个，那些外国记者们就不怕日本人，他们在沈阳有各自政府设立的公使馆，公使馆是拥有独立的电台，可以对外联系。日本人除非不想引起外交纠纷，否则他们是不敢轻易的冲击公使馆的。
所以，汪松年必须找到一个可以帮他安全的传出消息的电台，最好是大使馆的电台，这样他就可以毫无顾忌的将自己所看，所想还有所写的传出去。
时间不多了，别的记者已经从房间内出来，纷纷离开的宾馆，往自己需要去的地方去了。
“汪记者，前台有人给你送来一个包裹。说是您的二舅给您寄过来的？”旅馆的侍应敲开了在房间内来来回踱步思考的汪松年的房门。
“我二舅，我在沈阳没有什么亲戚？”汪松年一阵愕然。
“这我就不知道，这是指名给您的包裹！”侍应将一个包裹递给汪松年道。
汪松年接过包裹一脸的疑惑：“那送包裹的人呢？”
“走了！”侍应礼貌的回答道。
“走了？”汪松年有些紧张的望着包裹，日本人现在可是跟他跟的很紧，这他知道，这包裹该不是是日本人送的吧？
里面会不会炸弹？
想到这个，汪松年浑身寒毛都竖了起来，吓得他将包裹扔了出去。
“不对，包裹很轻，不像是炸弹！”汪松年敢单枪匹马来沈阳做采访。他的胆子可是比一般人强多了。
关上门，重新捡回来包裹，轻轻的打开上面的绳结，
一团破棉絮。掏出来之后打开，一封牛皮开口的信封出现在他的眼前。
“这是？”汪松年有些犹豫，要不要打开信封，看看里面的东西。
就在他下了很大决心抓起信封，准备打开的时候，手一抖。一张照片从信封内滑落下来，落在地板之上！
这是？
看到照片上的内容，汪松年一瞬间眼睛瞪圆了，照片上是一个人，面带微笑，躺着，背景好像是一条渔船的内舱，右手抬起，做出一个英文字母“v”字的形状。
而那张脸，对汪松年来说，他这辈子都不会忘记，正是那本应该今天出现在特别法庭审判席上的铁锰！
按照日本人的说话，铁锰是突发心脏病，引起休克，已经送到南满洲铁路附属医院抢救了，但是这个消息还没有被证实。
而且从奉天第一监狱到南满洲铁路附属医院，那距离实在有点远了，市区的圣玛丽医院条件和医学水平都不差，为何要舍近求远呢？
现在看到这张照片，汪松年全明白了！
日本人是把人给弄丢了，没办法，只能用生病抢救，缺席审判来掩盖自己的无能！
照片上的还注明了时间和日期：“民国二十年十月二十日下午三点”。
一下子，汪松年感觉热血冲脑，有一股马上做火车赶回天津的冲动，文字新闻可以通过电报发回，这照片就不行了，邮递不保险，必须亲自带回去才行。
海域，既然他都能收到这张照片，那么其他记者呢？会不会也收到同样的照片。
不行，得问一下，看其他记者有没有收到特殊的包裹或者信件之类的东西。
于是汪松年将照片贴身收藏，然后一拍脑袋，自己都忘了信封里似乎还有一张纸片呢。
赶紧的掏出来看了一眼，顿时激动的面色潮红，迅速的从口袋里掏出打火机，将纸片烧掉了。
穿上大衣，拿了围巾，汪松年怀揣着无比激动的心出了旅馆。
两个学生装的男人看到汪松年从旅馆出来，飞速的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