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们，来......先进屋！”莫里代伊让孩子们进了自己的屋，随后让随从找出孩子们爱吃的零食来招待这些通风报信的孩子们。见孩子们无忧无虑的坐在了地毯上吃起了零食，自己就悄悄的带领着随从们径直走向了镇口。
莫里代伊真的是一名非常细心的老者，他招待孩子们吃零食，是希望孩子们不要轻易的走出家门。在战争年代，来了一群不明身份的人通常是凶多吉少。少让孩子接触到恐惧，这是这位“先知”唯一能做的事情。
当莫里代伊带着镇里的年轻小伙们来到了镇口，碰到了孩子口中所说的“不明身份”之人，大家都傻了，有激动的哭了，更有甚者，都已经跑向了那群不明身份的人......
为何会有这样的场面发生呢？那是因为他们的“家人”回来了。
这事情要慢慢说起，先来说一下那个年代的黎巴嫩：1975年4月15日，巴勒斯坦游击队和基督教长枪党民兵之间的战斗在黎巴嫩爆发，这一天死亡总人数接近100人。右翼基督教长枪党在这个穆.斯林和基督教徒各占一半的国家有着牢固基础。黎巴嫩人民在这一冲突中同样分为两派，长枪党反对巴勒斯坦从黎巴嫩领土进攻以色列。这次战斗主要涉及在1970-1971年被侯赛因国王从约旦驱走的巴勒斯坦游击队将来的家园问题。这场内战断断续续持续了16年之久。这在世界史中称之为“黎巴嫩内战”！
黎巴嫩内战爆发后，整个国民就处在了水深火热之中，由于黎巴嫩是一个多教派国家，约130万的人口，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人口比例为6∶5，因为宗教矛盾造成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在黎巴嫩这个国度里是屡见不鲜的。当黎巴嫩内战爆发后，一旦有一帮派占优势后，那就会出现惨绝人寰的屠杀行为。黎巴嫩贝鲁特大屠杀就是诸多屠杀中，最为“臭名远扬”的一次反.人类行为。
贝鲁特难民营大屠杀（re），是一场发生于1982年9月15日至9月18日的一场大屠杀，发生地点是贝鲁特的萨布拉街区和邻近的夏蒂拉难民营，凶手是黎巴嫩的基督教民兵组织。遇难人数大约在762人至3500人之间，绝大部分是巴勒斯坦人和黎巴嫩的什叶派穆.斯林。
说到这里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了？德利穆塞镇是一个主要由什叶派穆.斯林信徒组成的小村庄。（编者按：千万不要以为国外的镇跟中国的镇是“同级别”的。别的不说，中国有多大？黎巴嫩才多大？黎巴嫩的镇充其量就是中国的一个村。）人口约有四百多人，因为黎巴嫩内战的问题，这个镇的很多镇民为了确保自身的安全，只有两个选择：一，跑往叙利亚，成为一名国际难民，二，往首都贝鲁特跑，相对而言，首都是全国最为安全的一个地方。根据相关的资料显示：1982年9月，德利穆塞镇的镇民有31人选择前往贝鲁特，还有8人选择逃亡叙利亚，成为一名国际难民，剩下的民众则在莫里代伊的带领下，祈祷着真主的庇佑。
在战争年代，能够选择逃亡的，通常都是有点本事的人。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这一观点？笔者觉得有必要就逃难的事宜向处在和平年代的读者们做一个普及。
逃难，常规意义上来讲，就是去往所谓的安全目的地，怎么去？这就得看你的本事了......
中国人都有一种“家”的情怀，所以一旦逃难，必定是举步维艰，中国人把最大的财富都融入在一张房产证上了，说白了，逃难再中国人的概念当中只是“背井离乡”而已，换而言之，逃难是暂时的，我还是要融会鼓励的。综上所述，逃难更多的是“随波逐流”，只是一种暂时的避难行为，是一种逼不得已的行为，目的地没有明确的定向，大家说哪里安全，我就跟着大部队走呗，逃到哪里我无所谓，反正我还是要回家的！所以在中国人的印象中，逃难的“门槛”非常高，我们看过电影里的很多场景，城市都沦陷了，很多人都不愿意逃跑，等在那边，宁可与“家”共存亡。我去往哪个城市，我发展的再成功，都是有异乡人的符号，只有回到自个儿的家，上了自家的坑儿，那才叫真正的回家。中国那么大呢，要找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相对而言，还是比较容易的，可要让你产生有家的感觉，那是千难万难，所以国人一般没有“逃亡”的概念，实在万不得已了，真正的战争祸害已经危及到自身和家人的安全了，那才有逃难的想法。所以在国人的概念中，你要真心逃难，门槛其实并不高，关键的是在于你迈不过心中那“家”的门槛。这是精神层面上的。但在国际社会上，真正的逃难其门槛就相对较高。逃难就等同于搬家，他们没有“户籍”这个概念，就今天我可以是北京人，明天我不高兴了，来个南迁，就能成为上海人、广州人。这一来，逃难就有了门槛。总想去往最好的地方，反正搬一次家嘛，总希望一步到位。于是一到逃难时刻，几个特定的“优良”城市就成为了人们的首选，前往目的地，无非就是公共交通，那可真所谓是一票难求。就拿贝鲁特来说吧，它是首都，是人们认为最安全的地方，那大家都把贝鲁特视为逃难的首选之地，那自然而然的，前往贝鲁特的交通就一票难求了。
可以这么说：当时能从德利穆塞逃难至贝鲁特的，那就是有点能力的，至少能搞到车票的。这逃难的31人中，大部分都不容许你拖家带口的，相当于我跑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