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舟覆舟之说，甚至就连那一世的小学儿童都已经耳熟能详。再加上几百年之后，那些什么“德先生”、“赛先生”神马的，灌输之后，肯定能够起到一些作用。
因此，在凤翔县开始招抚流民伊始，皇帝陛下特意强调要“兵不血刃”。
当时洪承畴等人甚是不解，“这等刁劣之人，正要以雷霆万钧之势令其胆寒，以一颗颗血淋淋的头颅令其心怯，否则朝廷法度岂不成为儿戏！”
相信持有此种观点的，肯定也是大有人在。
但是皇帝陛下却不是如此认为。
大明王朝弄到如今风雨飘摇而又摇摇欲坠的局面，除了朱家皇室要承担很大一部分责任之外，该当承担责任的也还有很多，该当杀头的也绝对有。如果要将该杀之人统统罗列出来的话，恐怕还不是一个小数目，名单应是长长的一大串。可是，皇帝陛下相信，这些为生活所迫而铤而走险的流民，绝对不在这个名单之中。
可是，皇帝陛下也知道，只是温情脉脉，只是温温然煦煦然的说教，肯定也不是治理一国之善法。
“不教而诛谓之贼”，总要事前讲清楚哪些事情可以做，哪些事情不可以做，哪些事情做了就要吃板子，哪些事情做了甚至还得要杀头……如此也不敢保证每个人都能服从教化，因此，朝廷也还要准备好一些手段，好对付那些“教而不化”者。
反正皇帝陛下的心里非常清楚，从山头上下来的这些流民（姑且以山头流民称之），与早前那些即使穷困也苦守家乡、后来参与朝廷赈灾的流民（姑且以田间流民称之）相比，两者本质上是有着相当大的区别的。
山头流民若是以极少的数量、以分散的形式掺和到田间流民中间去，在“河蟹”的气氛中，或许能够被同化，或许因“氛围”不足而保持暂时的“低调做人”。可若是掺和的数量大一些，或遇有内部的或外部的风潮发生，一切就都不可预知，局部的局势失控也就在所难免。
简单一句话，只要是有可能的情况下，就不要将这些山头流民与田间流民混杂到一起。
而对付山头流民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杀，斩草除根永绝后患。可这又岂是为政者、上位者可轻言及的。若真是到了那种地步，那些为政者和上位者就要仔细考虑，自己此前是否埋下了致命的隐患。
另外一种办法，就是用，去其顽劣用之所长。这才是为政者、上位者应该采取的策略，也是展示为政者、上位者雄才大略的地方。
因此，那一直存在于纸面上的编练新军的计划，看来是不得不提前实施了。或者，部分实施。
不过，好在开始的阶段，数量不会很多，所需用的资金也不会多么庞大，稍微挪借一些、提前预支一些，应该就可以满足。
要说到编练新军具体的实施方略，即便皇帝陛下有着近四百多年的见识，恐怕也要主动让贤了。
这让皇帝陛下都要主动让贤的人，自然无疑就是徐光启。
徐光启可是这一时期的大家，前面曾经提及，现就不再赘述。但他的“以农业为富国之本，以正兵为强国之本”的治国方针，实在不容轻忽。
早在刚刚被选考为翰林院庶吉士时，徐光启便在《拟上安边御虏疏》中提出了“设置险阻、整顿车马、储备军事器械、打造将帅之才、训练戎卒、严格制度、赏罚分明”
但他虽然提及了上述各点，可也认为这些都不过是“世俗之谈，国家的想法”，是最起码的条件。
他御敌疏的中心内容则是求精与责实。一旦求精，就有深谋远虑的人互相学习，不随时间逝去；一旦责成事实，就会忠君爱国之士为国家考虑，十倍于贾谊也未尝不可。
徐光启还大力宣扬管仲“八无敌”，那就是材料、工艺、武器、选兵、军队的政教素质、练兵、情报、指挥。另外还有晁错的“四预敌”，即为器械不利、选兵不当、将不知兵、君不择将”。
做到“八无敌”，即可无敌于天下，如果是“四预敌”则兵无不败。
对于这些古代先贤传承下来的人文精华，皇帝陛下是姑妄听之的。原因就是世易时移，千年前先进的东西，此时未必就能依然发挥效用，也许会，也许就不会，不可一概而论，总要经过实际的检验才能作数。
徐光启提倡的“求精”与“责实”，他还是大为推崇的。
编练新军全面细致的工作，因为集两世之经验，都未曾涉及，因此皇帝陛下就从未打算置啄。可关于“求精”与“责实”，他还是力主贯彻为实际的、可操作的措施。
关于“责实”，皇帝陛下是这样落实到实际的：新兵招收进来之后，第一个训练项目就是十里地的全副武装越野跑，而且是在一定的时限之内必须完成。按时完成的，可以成为新兵中的一员，未能按时完成的，给予一次机会，在一定的时间之内重新训练，考核还不合格，予以辞退。
至于如何训练，距离如何近至远，时间如何从多到少……等等问题，由徐光启等人，根据大明王朝军队现有水平和军兵的素质，去研究、去设定。
而“求精”却要复杂、庞杂、混杂的多。
其实，刚刚听到“求精”两字时，皇帝陛下大脑中立即自动闪现的，就是“参谋”两字。要说这两个词既不同根，也不押韵，至于如何就能令皇帝陛下产生了联想，这实在是不解之谜。对此，就连皇帝陛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