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陛下不喜阿谀，不喜逢迎，甚至达到了痛恨的程度。很快的，陕西官场了解到这种情况后，马上就做了鸟兽散，竟然瞬间就消失的无影无踪了。
其实，这何尝不是另一种逢迎与阿谀，只是皇帝陛下一时也无法计较而已。
虽然衙门中的大老爷自己不敢有事没事地在皇帝陛下面前晃悠，可毕竟皇帝陛下也有很多事情要交代下去，如果因为讯息传递不及时而耽误了朝廷的大事，那也是不可饶恕的。
因此，各衙门就变换了另一种方式，都派了一两名腿脚利索、办事伶俐的听差，专门在周家大院中附近游荡，随时待命。
皇帝陛下知道后，觉得也是很有必要。可每天总有那么些人在驻跸之地伸头探脑地窥视也总不是那么回事啊，因此就在周家大院中，单劈了一个小院，让那些听差安营扎寨，以备皇帝陛下随时的差委和咨询。
其实，这些听差虽然名义上是候旨，可还有一个任务更为重要。那就是随时将皇帝陛下的动向、尤其是喜怒哀乐等，都要及时地传递给自己的大老爷。若是出现不利于自家大老爷的事情发生，也好及时化解。即使一时无法化解，那也得准备好说辞，最起码以便自己脱身。
皇帝陛下对此是心知肚明，起先也很是恼怒，怪他们的心思都用到了这种地方。但官场就是如此，积习已久，并非朝夕间可以完全更改和扭转的了的。况且周围有了这些人的存在，对自己了解当地各方面的情况确实也是一个方便，所以对此也就默认下来。
两个馒头、两个鸡子儿、外加一碗稀粥下肚，安塞县的汇报也刚好结束。
皇帝陛下与众人移到另一间屋子，针对此事开始进行商讨。所谓御前会商，虽然显得潦草，可众人也都不以为意。
其实，最基本的对策是没有商讨的余地的。针对此种破坏行为，必须予以最严厉的打击，若不然朝廷的努力就会前功尽弃，来之不易的大好局面就会毁于一旦。
虽然如此就不免要一番大动干戈，也肯定要大费手脚。可因为陕西的赈灾是目前朝廷所全力经营，所取得的成果也是得来不易，必须全力以赴予以保证。所以，即便明知道要费一番手脚，朝廷也是在所不惜。
所要商讨的，就是在不牵动全局、不影响目前的赈灾大局的情况下，如何进行最有效的打击。
好在此前皇帝陛下已经下令陕西都司衙门和陕西三边总督杨鹤，调动现有陕西各地卫所的兵力，对以工代赈予以保护。具体一些的策略，就是暂时采取守势，守住各主要交通要道，封锁有流贼盘踞山头的出入口，而不贸然采取主动进攻。
这种策略貌似消极，看起来似乎是任由流贼在“化外”之地自在逍遥。可要知道，那些流贼根本不事生产，专门以劫掠为生。切断了他们与外界的交通，就等于掐住了他们的生命线。
而这种守势也并非完全的消极被动。因为朝廷还一再严令，若是有流贼下山劫掠，则要给予彻底歼灭。谁负责的防线出现问题出现漏洞，被流贼觅得缝隙钻出来，朝廷肯定追究主将的责任。若是有个别的流贼改邪归正，也要先将他们隔离在一定的区域，观察一段时间没有发现异常后，再将他们或遣回家乡、或择地安置，令其归入开垦荒地的流民中间。
若是遇有成股的流贼下山，只要他们放下武器，不骚扰地方，也是同样对待。但前提是必须将他们彻底打散，分别隔离分别安置，决不允许他们重新聚成“股”或“流”。
要说起来，这种策略也并非首创。哪朝哪代遇到饥馑之年，遇到流民“遍地走”的情势，朝廷也大都采取类似的举措。
如果不是发生了皇帝陛下“被刺”的意外事件，到得后来，不也是采取了所谓的“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的战术吗，目的也是要各个击破。所谓“四正”是陕西、河南、湖广、凤阳四镇，“六隅”则是延绥、山西、山东、应天、江西、四川六区。集合“四正六隅”为十面罗网，各有侧重，协同配合，“随贼所向，专任剿杀”。为此，朝廷不是也增兵十四万，加饷二百八十万两巨款吗。
可结局大家也看到了，朝廷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几乎穷尽了天下的财富，仍然无奈流寇何？！
原因无他，只重剿灭，不思安民尔！
不从根本上解决黎民的果腹问题，其他都是治标不治本。民之所以成股成流儿，之所以成为不可遏制之势，无非就是“就食”二字，无非就是生存问题。
“民以食为天”可不是口头上说说而已的那么简单。对于“苟活于乱世”的草民来说，是否能够吃饱肚子就是天大的事儿。如果当政为官者，将他们认为天大的事儿视为儿戏，他们也不介意“玩笑”一下。有时候“一不小心”，“玩笑”就有可能开大，将那看似魏然不可侵犯的老天捅出个窟窿来。
而如今的情势，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朝廷在陕西实行了以工代赈的赈灾措施，只要肯下里干活，朝廷就负责喂养你的肚皮。如此，实行了赈灾区域的黎民，或许暂时还谈不上“乐业”，可“安居”两字还是能够享受到的。
在这样的情势之下，即便还有人声嘶力竭地高呼“同去，同去”的口号，不仅应者恐怕也是了了，甚至群起而攻之也并非意外，也并非不可能。
这就是所谓的此一时彼一时也。
同样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