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品级不能太高、五六品以下最合适之外，另外就是必须要把握好两条原则：一是做人要过硬，二是做事要过得去。”这是皇帝陛下给黄立极定下的、所推荐人才要符合的条件。
第一条原则，做人要过硬，皇帝陛下对此的解释是，要立身正，要清正廉明，只要实心任事，朝廷自会各方维护，也不会冷了忠臣的心。
做事要过得去，就是只要实心任事，朝廷就不会求全责备。皇帝陛下的意思是，人无完人，如果过于苛求，办事就会瞻前顾后，畏首畏尾。
而黄立极对此的理解是，做人要过硬，就是不能有党派立场，换句话说，如果非要选择一个立场、或一个阵营的话，那就只能有大明王朝一个立场、一个阵营，更透彻的说法就是只能有皇帝陛下一个靠山，而且态度要坚决，不能有丝毫的犹疑。
做事要过得去，就是一切都要以皇帝陛下马首是瞻，不能有自己的意志。
对此稍微一总结，黄立极立即得出了一个结论——皇帝陛下正在着手组建自己的班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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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林党走卒、吏科周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是具有阉党色彩的内阁首辅黄立极向皇帝陛下举荐了自己。
薛文周是万历十七（1589）年生人，字道映，号晴岚，陕西延安子长县人。在万历三十七(1609)年，年金二十岁时就得中进士。曾在山东潍县任知县5年，期间勤政廉洁，体察民情，政绩突出，后升任朝廷吏科给事中。
当时大明王朝的朝廷政治腐败，薛文周却不仅不阿谀奉承，而且还冒死上谏，弹劾阉党魏忠贤，声名震动朝野。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一直在吏科给事中的任上蹉跎至今。
别说是被举荐者薛文周自己，就举荐者黄立极也没有想到，自己这个具有阉党色彩的内阁首辅，竟然将一位东林党分子列在了举荐名单第一的位置。
但是，皇帝陛下对此却感到非常满意。不仅是因为薛文周的确年富力强，思维敏捷，而且正七品的给事中也有极大的上升空间。有了这个上升空间，就不用担心薛文周不勇于任事。
皇帝陛下感到满意的是，朝廷中终于有了正气儿，他希望由此开始，党争或可偃旗息鼓。大明王朝不缺乏能吏，缺乏的是正气儿。只要摒弃门户之争，大明王朝还是充满战斗力的。
另外还有一名贤才，却是皇帝陛下亲自拔擢。
解学龙是万历十三（1585）年生人，字石帆，他是扬州兴化人。在万历四十（1613）年高中进士。他满腹经纶、情情刚烈。天启年间，任刑科给事中，通晓政务，上言边防、兵饷、屯垦、兴国大事等多切中时弊。他曾提出“裁冗吏”等建议，所议近乎体制改革的主张。他历任户、刑科给事中、太常少卿、太仆卿等职，履历丰富。
他仅比薛文周大四岁，也是四十上下的年纪，不缺乏为官的经验，精力方面肯定能够保证胜任皇帝陛下的委任。
皇帝陛下翻阅朝中大臣往年奏章时，数次见到解学龙所上的条陈，觉得他的建言还是满有建设性的，因此慧眼识才，要将两人做为第一批人才首先招致麾下。
这两人都是胸怀大志之人，只是此前苦于难遇明主，因此不得已蛰伏至今。给事中是正七品，基本属于群臣之最下层。如今得蒙皇帝陛下慧眼识才，得堪大用，实为奇遇。两人也是摩拳擦掌，要为皇帝陛下建功立业，也为自己的后代子孙挣下不世的功勋。
但是，当两人听说，皇帝陛下是要他们去与一名胡商打交道的时候，心里还是有着很大的抵触。
朝廷不应与民争利，似乎已经成为所有文武的共识。好像所有负责为朝廷征收赋税的举措都是备受指摘，所有为朝廷征收赋税的吏胥都成为穷凶极恶之人。可若不是他们，朝廷如何供养众多的官员，如何支应边军的费用。
这还是维持朝廷正常运转的费用，若是朝廷没有这些收入，大明王朝也根本无法立足。
说起来似乎朝中文臣武将都是正人君子，可别说是要他们杜绝贪腐和收受贿赂，只是要缩减他们的俸禄，无异于与虎谋皮，少一分一毫他们都要叫苦连天。不与民争利，他们占据的利益还少吗？家有良田千亩万亩，却不纳一分赋税，余财投入商业盈利，朝廷若要收商税就是与民争利，真是恬不知耻！
“朕招你们来，是要你们为朝廷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而不是来显示清高的。若是觉得自己不能胜任，朕也可另择他人，”皇帝陛下觉得机会已经摆在他们面前，怎么做就看他们自己的选择了。
朝廷不仅要涉足商业领域，而且此后还要力争渗透至国民经济的各个方面。想到此处，“国家资本主义”这几个字在皇帝陛下的大脑中若隐若现。
其实薛文周和解学龙都不是冥顽不化之人，这些道理他们都是明白的。可因为事出突然，因此得有一个接受的过程。最为关键的是，现在朝中局势实在难明，阉党中坚已经彻底毁灭，皇帝陛下虽然网开一面，没有针对其他阉党余孽痛施杀手，可阉党充其量也只是苟延残喘罢了。
而本来这是东林党的一个非常好的东山再起的机会，可看目前的形势，至少有着死而不僵的死对头阉党存在，东林党就实在没有做大的可能。
即便有朝一日东林党能够重新崛起，可两人在东林党内本来也只算是敬陪末座，身前还有那么多老资格的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