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老饭店创建于清光绪元年，原名“荣顺馆”，饭店外观为飞檐翘角仿明清风格，古色古香。它地处繁华街区，紧邻外滩、南京路。老饭店的创始人是浦东川沙人张焕英，原是个厨师。1875年，他在南市新北门内城隍庙西首一条叫旧校场路的小马路上，租下了一幢年久失修的小楼，开了一家小饭馆，取名荣顺馆。这家饭店设备陈旧、店堂狭小，老板自己掌勺烧菜，老板娘和儿子端菜、收账。虽然只是一家小小的“夫妻老婆店”，但因张老板烹调技术高超，烧的虽是肉丝黄豆汤、酱肉豆腐等上海家常菜，但味道鲜美、价格低廉、经济实惠，很受普通市民欢迎，开市不久就客源兴旺。
随着饭店生意越来越好，老板就在店名“荣顺馆”前加了个“老”字，成了“老荣顺馆”。店内不少常客嫌“老荣顺馆”叫起来麻烦，干脆只取一个“老”字，把它叫作“老饭店”，日子一久，渐渐叫出了名，老板也就索性把店名改为“老饭店”。酒香不怕巷子深，当年“老饭店”虽地处陋巷，但由于名厨高手代代相传，名声始终不衰，狭小的旧校持也因此车水马龙，热闹起来。
高梵随陈恭澍走进老饭店，服务生把他们带进一个包间。里面坐着三个人，其中一个英俊的年轻人站起身，迎过来，握走梵的手说：“13号？不，高老弟，几年没见，你变得的更潇洒了。”
高梵的手被紧紧握着，却神色恍惚，他根本对此人毫无印象。
“高梵，你真不认识他了，他就是徐远举。1932年你们曾经一起参加过军统培训班。而且，你们和戴处长三人，都是黄埔七期的。”
“哈哈哈，高老弟这是贵人多忘事。”徐远举略带嘲讽的笑着说。
“徐兄刚才说的13号又是什么意思？”高梵奇怪的问。
“哦，那是你的代号，咱们不谈这个，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
陈恭澍又介绍了另外三位同僚，都是上海站的高级特工。他们坐下来，陈恭澍对高梵说：“本来戴处长要过来的，他临时有事，来不了啦，叫我们几个陪你，为你接风洗尘。咱们有几年没见了，今天得好好喝一场，咱们不醉不归。”
菜上来了，都是“老饭店”的招牌菜，有虾籽大乌参、红烧河鳗、扣三丝、油爆虾、糟钵头、八宝鸭、八宝辣酱等，摆满了一桌子。高梵虽不能喝酒，但每个人敬的酒，他还是喝干了，头脑开始发晕。
这时，徐远举倒上酒，对大家说：“我明天就要离开上海了，不知何时才能相见，来，咱们共同干一杯。”
“徐组长，要离开上海，去很远的地方吗？”高梵端起酒杯好奇的问。
“哦，徐组长得到了我们戴处长器重，将出任“护送班禅专使行署”少将参谋，到西藏开展情报工作。”陈恭澍说。
几个人都举起酒杯，恭贺徐远举升迁。
“其实这次破获“怪西人案”，徐老弟功不可没。”
“哪里哪里，这都是戴处长英明果断，以及少校行动组长沈醉和众位同仁的齐心协力。”徐远举谦虚的说。
“怪西人案，这个案子听起来倒挺稀奇。”高梵说道。
“哦，这是最近破获的一起间谍案，怪西人案又称诺林事件，在审讯中，因为这个西方人，一言不发，我们称他为怪西人。”接着陈恭澍向高梵讲述了整个事件的始末。
很显然，诺林事件是上海滩最令人惊讶的间谍案，简直就是一个神秘的故事。海莱尔?诺林的真名叫雅可夫?儒德涅克，他是共产国际国际联络部经验丰富的特工人员，在上海他以法文和德文教授身份工作，而实际上他在领导共产国际远东局的组织部。在妻子塔尼娅?诺林的协助下，他的职责范围包括：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与中国共产党之间、ceei与feb之间、feb与p之间、feb与远东其他共产党之间所有的通讯，其中不仅有密码电报，也包括信件、包裹、非法印刷品等。他必须把从大都会贸易公司收到的汇款分发给feb、p、共产青年国际等组织。公寓和房子，无论是用来居住，还是干业务或者是开会，都得由他来租借。掩护点的地址、邮箱和电报地址也是如此。
他的公寓里配有家具和佣人，一旦某个特工人员离开后便立即撤销。去东方工人大学的学生和共产国际的人员，都得经过上海。总之，所有与安置、财经和通讯有关的活动都在诺林的管辖之下。
他持一份偷来的比利时护照到了上海，用的名字是凡?德?克吕森。他在上海有10个不同的住处，8个邮箱，7个电报地址，两个办公室，一家商店和10本储蓄簿，共有储蓄50万元。这是极为巨大的数目，在大萧条时期尤其惊人。
警方首次察觉到诺林的存在，是从一个叫约瑟夫?独克劳化名为色基?拉?富朗的法国共产国际信使从新加坡经过时被警察逮捕开始的。在他的随身物品中，他们发现了一个电报地址和一个英租界的信箱号码。这个号码是一套复杂的通讯暗号，它后来被发现是由两套电码组成：一套用来与在亚洲的共产国际人员联系，另一套用来与莫斯科和欧洲的共产国际领导人联系。
与此同时，根据他们自己的线索，军统调查人员开始发现共产国际的这个网络。此案始于在湖北省逮捕了一名共产党嫌疑分子。他的名字叫关兆南，军统在武汉的审讯人员企图让他开口，但他在酷刑下一直拒不屈服，后来南京派了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