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把这件绝密大事和几次谋划袭击案件联系起来，戴笠清楚地知道，各大战区的司令长官和军委会委员就可排除了嫌疑，那么知情人就只有汪精卫、何应钦、白崇禧了。
可是三人职位之高，没有充足的证据那是谁也不敢怀疑的，这也就是徐恩曾和戴笠都心知肚明却推诿侦破此案的关键所在。
陈锋说在中央军校门口亲眼见到行政院机要秘书黄浚的车不通过检查就直闯军校，况且黄浚本人不在车上，宪兵军官宣布戒严要检查时，那两刺客又驾车逃离现场。
所有的疑点都逐渐指向了黄浚，戴笠眼睛一亮，原来注意力都集中在参加会议的人身上了，却疏忽了另个两个同样高级别有资格参加会议负责记录的文官：陈布雷和黄浚。
此时的陈布雷是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处主任，也是国民党元老，他不大存在可能性背叛蒋介石。
反倒是黄浚，曾经留学日本，与日本好多政界要人相熟悉，而且归国后任职于当时的北洋政府，直到第二次北伐，北洋政府跨台归附南京，因汪精卫的赏识，黄浚才进入了行政院当机要秘书。
而且他儿子黄晟也是留学日本，回国后，黄浚利用关系安排儿子进入了外交部工作。所以黄浚具有最大的嫌疑，而且跟踪调查黄浚不会面临太大的压力。
为了保险起见，一向谨慎的戴笠悄悄拜访了陈布雷，他找借口从陈布雷那儿了解了蒋介石为何因英大使遇袭案而大发雷霆之怒的原因。
原来，8月25日蒋介石视察完上海返回南京时，在苏州火车遇日机轰炸。第二天，也就是8月26，应前线将士的要求，蒋介石还准备再次赴上海督战。
25日晚的军事会议上，有“小诸葛”美名的白崇禧提出安全起见，因英大使许阁森要去上海，蒋介石可搭乘英国使馆汽车以躲过日军袭击。蒋介石同意了白崇禧的建议，第二天上午准备出发时，却迟迟不动身。
陈布雷看出了蒋介石的心思，因为蒋介石要面子，以堂堂一国之尊却得偷偷搭乘外国使馆之车以求安全，实在放不下面子，更怕传出去让世人耻笑。因为陈布雷建议蒋介石以突然有其他重要公事为由，通知许阁森，不搭车去上海了，却没料到偏偏就发生了许阁森遇袭之事。
截笠了解情况后，更坚定了自己的判断：陈布雷可以排除嫌疑，那么所有的嫌疑点都集中在了黄浚身上。
可是戴笠办事一向老辣沉稳，他知道自己只是军统一个小小的处长（次年升任军统副局长），明知黄浚有众多嫌疑，也轻易动不得，何况黄浚背后是国民政府第二号人物汪精卫。
所以他既要揪出幕后黑手，又得给自己留足后路，就想到了派陈锋助谷正伦侦破黄浚案。
当然，戴笠是不肯吃亏的人，他早打好了如意算盘，万一追查黄浚没证据给倒打一耙，自有谷正伦顶着，而如果确认了黄浚就是汉奸，那委员长面前自然有一大功劳，因为破案的核心人物就是自己军统门下的少校，而且是自己推荐过去的。
这个主意背后其实还有一个计划，那就是戴笠用其敏锐的目光察觉到上海最后必然失守，如果在上海失守后，能在敌占区搞情报或破坏敌后统治，那他将更得到蒋介石器重，从此军统就可彻底压住中统。
可最大的难题在于原军统内的一处和二处势必分家在即，戴笠无论从资格还是到实力，在当时都无法与徐恩曾抗衡，人才方面尤其紧缺，难以实现他准备派遣敌后潜伏组的宏大设想。
陈锋的出现使他眼睛一亮，他觉得这个少校具有一定的战略眼光，还懂电讯，搞过情报，聪明过人，绝对是不二人选，因此，他一箭三雕表示愿派人协助谷正伦侦破英大使遇袭案。
陈锋驾车径直驶向南京警备司令部，他奉戴笠之命协助谷正伦侦破此案，从戴笠不露声色让他去侦破此案时，他已经敏锐地觉察到还有更重大的机密之事戴笠向他隐瞒。
不过那也不是他应该知道的，他只坚信自己的判断已经为戴笠所接受，这个隐藏的汉奸应该在政府部门级别很高，而且从黄浚的车这件事极有可能是戴笠也认准了黄浚有叛国可能。
在警备司令部办公室，谷正伦很热情地接待了这个小小的处长。
在听完陈锋的分析后，谷正伦恍然大悟，叫人找来特警二队负责侦破此案的队长丁克勤。
谷正伦宣布正式秘密成立侦破黄浚卖国案调查小组，由丁克勤任组长，陈锋任副组长，侦破策略上听从陈锋指挥，由丁组长负责行动指挥。
陈锋提出在侦破黄案时，如需要用到相关人才，得请谷司令鼎力支持，谷正伦自然满口答应，还笑着对陈锋说只要此案告破，侦破中用到的人才陈锋全可带走，这可是他和戴老板商定的君子协议。
为了不引人注意，陈锋决定把侦黄小组办公地搬出警备司令部，在离黄浚官邸不到一百米的地方租一公馆。丁组长当天就悄悄租下了一套公馆，并通过关系借用了两辆南京大公司的黑色轿车，并从警备司令部领取了三千银元作为侦黄小组活动经费。陈锋请求丁组长派人跟踪黄浚父子的行踪，自己则返回军统向戴笠报告。
根据戴笠的秘密批示，陈锋很顺利地调取到了黄浚父子的档案，并从军统三处丁默邨手下调取了专管邮电检查的中统特工李士群，从警备司令部调取了有“印信伪造专家”之称的皮伯圣，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