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月笙告知了吴开先，他在上海有两个主要手下，一个是徐采丞，此人是杜月笙对外联系的负责人。..所谓对外联系，主要是与日本方面联系；另一个则是对内联系的负责人是万墨林。万墨林是杜月笙的表弟、总管家。
所谓对内联系是指与军统特务、各游杂部队驻沪人员、杜门弟子及租界巡捕警探等的联系。
徐采丞原来是跟随《申报》老板史量才的。史量才被刺身亡，他便周旋于杜月笙与钱新之之间。他开办的民生纱厂，一度濒于倒闭，后求助于杜月笙，结果非但没有倒闭，反而赚了不少钱。
因此，他对杜月笙感恩戴德，甘心为其所用。上海沦陷后，上海地方协会主要人物大多离开上海，徐采丞以会员身份接任总干事职务，留在上海，并设法和日本“兴亚院”拉上了关系。
“兴亚院”是日本新设的机构，任务是“加强管理中国事务”，下设政治、经济、联络等部，分支机构遍布当时的北平、青岛、上海、汉口、厦门、广州等沦陷区。所有的汉奸组织，都要接受“兴亚院”和日本军部的双层监督。
就是说，“兴亚院”是日本在华最上一层的特务机构。日本认为徐采丞有杜月笙为背景，是与国民党政府联系的重要桥梁，对他兴趣颇大。
所以徐采丞不但没有人生安全之虞，反而经“兴亚院”介绍，还结识了日本海军、陆军、宪兵队及特务机关的重要人物。正由于这些关系，徐采丞才能安然留在上海，并成为杜月笙对外联系的负责人。
吴开先和当时逗留在香港的蒋伯诚一起到了上海，他们向在沪的吴绍澍、徐采丞、万墨林等传达了“上海统一委员会”的组织经过，并指定万墨林任总交通，国民党中央通讯社上海分社主任冯有真、中统驻沪代表陆鸿勋、吴开先的表兄龚仰之为专员。从此以后，这个机构算是正式开张。
为解决“上海统一委员会”实际负责人吴开先指挥不了军统上海区的问题，重庆方面同时派军统陈恭澍以及毕高奎等赴上海，恢复遭破坏的上海军统组织。万墨林起到了联络各方并进行重建资助的重要角色。
万里浪作为原军统上海站的第二行动处处长，自然深知万墨林的重要，但他虽然想出尽风头，却也一时不敢动万墨林，因为他明白，即使他的计划是戴笠亲自批准的，允许牺牲一部分军统组织和特工，但如他动了万墨林，那么凭杜月笙的为人和能力，他万里浪将死无葬身之地，就连戴笠也保他不得。
就在此时，国民党陆军一级上将唐生智的弟弟唐生民出人意料地叛逃到了南京，受汪精卫器重，担任汪伪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要职，不久离开南京，在上海居住下来。
1937年11月唐生智上将向蒋介石主动请缨防守南京，任南京卫戍司令长官，表示“誓与南京共存亡”，下令封锁南京通往江北的道路，销毁渡船，使得大量军民不能撤离。战争中力主抗敌，但在蒋介石再三电令下不得已撤退。
他在未组织任何撤退的情况下于12月12日下达弃城命令，自己乘保留的汽艇逃出。在命令下达后，守军陷入溃散，失去组织，争相逃命。
第二天南京陷落，随后发生了骇人震惊的“南京大屠杀”，以后长期闲居湖南，曾在家乡东安创办“耀祥书院”，研究佛学、哲学、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及古典文学。
唐生民与周佛海是湖南老乡，周佛海在跟随汪精卫叛逃前，唐生民与周佛海也颇有来往。唐生民下水后，很可能被周佛海拉为自己人。
周佛海要壮大自己的山头，往往就是采用拉帮结派的方式扩大自己的队伍，拉同乡就是一种手段，比如拉罗君强、丁默邨等等就是利用同乡关系。
唐生民是国民党现役中将，而投靠汪伪的军事人才甚少，所以，唐生民成为了汪精卫和周佛海的争夺对象。
就在汪精卫公然在伪《文汇报》上刊登欢迎唐生民中将明事理，知道抗战无底而跟随汪主席走曲线和平救国道路时，重庆方面，唐生智上将也登报痛斥责他这个投敌的弟弟，并宣布从此和唐生民断绝兄弟关系。
令汪精卫想不到的是，唐生民的叛逃重庆，其实是戴笠一手策划的苦肉计。戴笠此时也从汪伪集团和76号特工总部拉拢原国民党的人马中感到了必须反过来策划汪伪集团中的核心人物，这样，才能从内部击破汪伪集团，而使许多变节人员暗中重新为重庆所用。
戴笠看中了周佛海，他也明白周佛海与唐生民的交情，算准周佛法必须会暗中策反唐生民，因此，将计就计，演出了唐生民投靠汪伪的一局好戏。
唐生民进了汪伪核心后，逐渐在策反周佛海的惊天计划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并促使熊剑东最终重回军统，而后与文化汉奸胡兰成一起，鼓动了周佛海，使计策利用日本人毒杀了李士群，当然，这是后话了。
张啸林被刺后，万墨林按照杜月笙的指示，展开了积极的营救。
林怀部被法租界巡捕抓捕进了法租界巡捕房后，自供中说，因为在张公馆做保镖，虽然是挣的玩命钱，但工资太少，难以维持生活，原本就心情不好。
加上当天因赌钱输了向司机阿四借钱翻本，非但没借到，还遭到司机阿四的讽刺，又遭到张啸林的辱骂，因而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出于气愤开枪打死了张啸林。
由于林怀部坚持杀人是一时被骂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