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初期——即一九六八年‘春’天，红卫兵和造反派刮起了一股抄家风，地富反坏右成了抄家的对象，资本家更是首当其冲。宁志美的婆家是资本家出生，龚家的资产在公‘私’合营的‘浪’‘潮’中折损大半，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龚家还有一些老底子，首饰、古董、字画和黄金还有不少，红卫兵和造反派要抄的就是这些东西，龚名扬听到风声之后，连夜把东西装在几个箱子里面，然后转移到几个亲戚家，两个木箱藏到了陶为良家，第二天上午，红卫兵到龚家扑了一个空，只抄到了少量字画、古董和银铜器皿。红卫兵并不知道龚家的家底有多厚实，这件事情就这么过去了，几天后，不知道是谁向革委会透‘露’龚家在红卫兵抄家之前转移钱财的消息，于是乎，龚家藏匿到几个亲戚家的木箱全被红卫兵抄走了，大小木箱一共有五个，包括藏匿在陶为良家的两个木箱也被抄走了。这还不算完，区革委会以对抗无产阶级专政的罪名把龚名扬抓了起来，按照当时的说法，龚家的东西都是剥削来的，转移藏匿这些东西就是转移藏匿赃物，这是一种***行为。陶为良帮助龚家藏匿赃物，也是对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行为。所以，结果可想而知，龚明扬被挂牌子，戴高帽，游街和批斗，陶为良则坐了三天班房。龚家因为这件事情感觉很对不起陶家，这大概就是宁志秀夫妻俩和陶家亲近的主要原因。此前——一九五八年，公‘私’合营的时候，上面派人到龚家登记财产之前，龚家也曾将几箱子东西藏在陶家，箱子搬到陶家的时候，没有上锁，陶为良临时买了三把锁，把箱子锁上，把钥匙‘交’给了宁志美。风声过去，风平‘浪’静以后，陶为良把三个木箱完好无损地‘交’给了袁家。
这些情况是袁名扬和宁志秀夫妻俩提供的，除了袁名扬，袁名扬的父亲、邻居魏大妈和袁发展、雷景华夫妻俩在谈话中也提到过这件事情。
我们都知道，当时的社会环境非常险恶，人心不古，人们的是非观念十分‘混’‘乱’。人们都想在政治上独善其身，不受任何人的牵连。夫妻分道扬镳，儿‘女’和父母划清界限，有海外关系，不敢跟任何人讲，这种事情屡见不鲜。那场暴风骤雨彻底改变了人们的思想和意识形态，每个人都不能躲过那场风暴，连戏曲和从事戏曲的艺人，连一些高级领导干部，连知识分子，连庙堂里面的菩萨都不能幸免于难。帮别人藏匿赃物，这是要担很大风险的，别人避之唯恐不及，连宁志秀‘私’下里劝丈夫陶为良要三四而后行。但陶为良说，在这种时候，能帮一把就帮一把，顾不了那么多了。
之前，袁家人就对陶为良心存感‘激’，这次转移财产的事情虽然处出了差错，但袁名扬不但怀着感‘激’之心——在袁家深处险境的时候，陶为良能伸出援手，这份情，他不能漠然处之，陶为良这次受袁家的牵连，袁名扬深感内疚。
这就是袁家一直和陶家走得很近的主要原因。袁名扬的母亲在临终前说过：陶为良有恩于袁家，他仁义，大善，什么时候，袁家人都不能忘了陶家人的好。
连吴副科长和陈家大院里面的人都认为陶为良是一个待人宽厚的好人，可见陶为良的仁义不是假的。
陶为良喜欢喝酒，袁名扬经常拎着好酒来找陶为良喝酒，两个脾气相投，所以，只要在一起喝酒，都有说不完的话，喝完酒之后，就在陶家睡下，第二天早上才离开。
即使是这样，心事细密的郝队长还是对袁名扬在十一月六号晚上的活动情况进行了调查。郝队长抱着一个原则，不管什么人，只要是和陶为良关系密切的人，他都要查清楚他们在案发当晚的活动情况，只有这样，才不至于有任何疏漏。郝晓晨能做到刑侦队长这个份上，说明他还是有几把刷子的。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六号下午，袁名扬和宁志美夫妻俩到上海美专去看‘女’儿，天渐渐冷了，他们给‘女’儿带去了冬衣和被褥。第二天早晨才回荆南。
照理，宁志美的话是可信的，他们‘女’儿的话也是可信的，但郝队长还是找班主任进行了核实，事实证明，袁名扬没有撒谎，他的老婆和‘女’儿也没有撒谎。班主任王夏玲和夫妻俩谈了一个小时左右的话。
陶为良的表弟索大友，年龄三十九岁，浦口区沿江公社，冯墙大队柳子口生产队会计，索大友的父亲是陶为良的舅舅，陶为良的舅舅叫索梁栋，一九五零年，索梁栋被人民政fu镇压了——就是枪毙了。索家在沿江一带是有名的大地主，除了油坊，粮坊，酒坊，单是土地就有三千多亩，索梁栋的手上还有两条人命，一个陈姓‘女’孩和邬姓‘女’孩被索梁栋糟蹋后投河、投井自杀，解放后，有人向人民政fu举报索梁栋，列举了索梁栋七条罪行。政fu派人到索家去抓捕索梁栋，结果扑了一个空，索家人得到风声以后，让索梁栋躲到了陶家。当天下午，警察到索家所有亲戚家寻觅，并且警告所有亲戚，如果谁家藏匿索梁栋，一经发现，以包庇窝藏罪论处。
陶为良的爷爷胆小怕事，担心祸及全家，在劝说索梁栋投案自首无果的情况下，报告了警方。最后，警方从陶家在乡下一处房子里面把索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