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山腰竹楼上住了半个月，平时闲来无事，就带着芦雅和伊凉去村里给我的那片荒地上开垦，种植一些马铃薯和烟叶。马铃薯种出来自己吃，烟叶可以拿到集市上去卖钱，换些柴米油盐回来。
和杜莫在广州分别后，我身上虽然也有四十多万人民币，但我不想在平淡的生活中就动用这笔钱。这些钱就像我们的翅膀，必须用在关键时刻。
在竹楼的后山，有一间同样以竹子建造的小竹屋，那里是这个村子的小学。每天早晨或者傍晚，都可以看到三三两两的小孩子们赶着自家牛羊上山。他们把牲畜栓牢在植草茂盛的地方之后，就提着用洗衣粉袋子装着的铅字。
看到小孩子们在那样一间破旧的小竹屋上课，不用去询问老村长，我也知道原因。因为后山植被茂盛，孩子们为了交得起学费，享受到祖国提供的教育，就赶着牛羊儿去念书，趴在课桌上时，下一季的学费就有了着落。
这也正是为什么，我可以有机会住进这间竹楼。我时常观察附近几座山体的走势，防止某天突然遭受暗袭时慌不择路。所以，我也常去那间山村孩子们念书的小竹屋转转。
这间小竹屋里没有校长，或者说，除了一群需要读书认字的穷孩子们和一个年轻的女教师，再增设其它职位显然是多余而又荒唐的事儿。每次我悄悄走进那间小竹屋，坐在一群孩子们后面，可以不用交费就听女老师讲解汉文字时，心里就有种特殊的情感，仿佛自己又回到了八岁孩童。
这些日子，不仅我从这位二十二岁的女教师的小木板上学到了很多简化汉字，芦雅和伊凉也开始了夹在这群孩子们中间学习。她俩的柬埔寨语言说得很流利，如果再精通了汉语，对两个女孩来讲，绝对是一件好事，就像杜莫说得那样，他可以用自己曾经当海盗时喊打喊杀的语言在这片土地上换到丰厚的薪金。
这位年轻的女教师，对我的到来很好奇，她总喜欢和我交谈，在我同她用华语交流发音不准确时，她总是笑着纠正我。这女孩是一位大学生，毕业后没有留在浮华的大城市，像大多数学子那样，买一件体面的衣服去拥挤的人群中应聘。她选择了回归。
我每次夸讲这位年轻的女教师时，她总是脸红，说自己算不得大学生，只是专科毕业而已。我问她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她说那些本科生总是越俎代庖，抢他们的饭碗。其实，这位女孩是想留在城市当教师的，但她面对的竞争压力太大，所以就回来了，先给自己村里的孩子们代课，剩余时间用来自学，准备明年报考本县公务员。
开始的时候，我很为女孩鼓气，因为她让我看到了一个人不屈现状的抗争。但后来，看到女孩每每谈起明年的考试时，脸上总泛起些许忐忑，我才知道自己会意错了。
她说自己刚去城市念大学那会儿，每年放假回到村子，村里人谁见了都夸她，说她有出息，将来长了能耐，别忘记拉巴大家一把。有些邻居甚至请她到家里吃饭，让她给自己的孩子指点学习。但这些山村家长，他们的真实目的是，希望自己的孩子跟大学生在一起多接触，沾染上一些大学生的仙气，将来也可以考大学。
后来这位女大学生毕业了，她没能在城市找到驻留，便回归了山村教书。然而，村民们对她的看法一下子改变了，过去的热情和追捧，变成了冷嘲热讽。
正因为如此，女孩才搬到山上来教书，每天只面对一群“人之初”的孩子们，少接触山下的村民。她决定暗自发奋，考取一个可以扭转村民们对自己看法的职业。但她的忐忑和不安，我无法理解，于是便问起女孩的心事。
女孩说，虽然自己很努力，但她知道考上的希望很渺茫，即使考上了，真正被录取的希望又是一道渺茫。因为这种考试百里挑一，更甚至千里挑一，挑选出来之后还得去面试，这一关对他来讲，不再由她的勤奋和刻苦能够决定了。
女孩又说了一些她内心深处的话，我听完之后，不由得摇头苦笑。女孩很费解地看着我，问我是不是觉得她好傻，像一只想吃天鹅肉的懒蛤蟆。
我本不想对女孩说些什么，但我又觉得，这个女孩可以耐心地教孩子们识别汉字，而且还免收我和芦雅、伊凉的学费，这些足以证明女孩的优秀和善良。于是，我对她说。
“你通过努力之后，凭真才实学考过了县里规定的录取分数线，那么按照大规定，这个职位就该属于你。但是你很担心面试，那些选拔人才的家伙们，要特设一道门槛，为的是防止外星人混入录用单位。可你又没有钱，而你的父亲，为了证明你不是外星人生养的，可以被纳入工作体系，便给了某位鉴定师四万元人民币。很值得庆幸，你终于可以换上体面的衣服去上班了。”
女孩听到我这么讲，她那张圆得像皮球的脸上，立刻不好意思的笑了。“什么外星人？那些是考官，素质教育嘛，就是要看被录用的新人品质如何。比如，他们会在门口放一把横倒的笤帚，看似不经意的小事儿，如果面试者没有眼力，意识不到去扶起那把笤帚，那么这个人素质就差。还有对话时的言谈举止，是否大方得体……”
望着女孩的笑，我突然间感觉到了世界在冥冥中有它自己的规律，一个人该何去何从，似乎早就被这种力量暗中注定。
“假如你考上了县城公务员，去上班的话，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