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振东，他是中国涉案金额最多的外逃贪官。
涉案金额高达40亿！余振东创下了贪官涉案金额之最。时任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行长的余振东通过购买房地产，炒卖外汇，赌场挥霍等，将大部分资金转移海外，自己也随即仓惶出逃，以为至此万事大吉。岂料在国际刑警组织发出红色通缉令后仅一年的时间，他就在洛杉矶被美方执法人员拘押，并在2004年被驱逐出境并押送至中国。这是我国签署《联合国反**公约》及《中美关于刑事司法协助协定》后，首名被押解回国的外逃贪官。
余振东暴露出金融系统监管的苍白无力。他的落网，对那些潜逃国外的巨贪们无疑是巨大的震慑，它预示着这些犯罪分子赖以栖身的“最后避风港”已不安全。
褚时健，他是我们最令人反思的“中国烟王”。
改革开放的第二年，褚时健担任了玉溪卷烟厂的厂长，从此踏上了他人生的辉煌期，18年间他为国家贡献的利税至少有1400亿，但其个人总收入为80万元。巨大的失衡下，他悄悄向国家伸了手，在59岁这个特殊的时候带着无期徒刑的判决离开。“过不掩功，功不抵过”，这是中纪委对褚时健的一案的评价。毋庸讳言：褚时健案尖锐地呈现了一个当时已经显露的难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企领导人的的贡献与相应激励机制的断裂。
徐其耀，他是中国*最多的荒*贪官。
这位江苏省原建设厅厅长不仅“贪绩”卓著，而且在其桃色履历表上还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当徐其耀被批准逮捕后，有关部门在他随身携带的包里搜出一个笔记本，上面居然密密麻麻地记录着他的100多个*的名字！为博红颜一笑，他一次就收受他人巨额贿赂2000多万元。2001年10月，徐其耀因受贿罪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财和色，是贪官绕不过的两大诱惑。为此中纪委副书记干以胜说，凡是喜欢玩弄异性的官员，不管他有多能干，应该一律从权力岗位上除名。
马向东，他是中国最挥金如土的公款“赌神”。
据说马向东在澳门赌博的豪兴令港澳“赌神”都黯然失色——他在两年半时间内去澳门狂赌17次，4次登上澳门赌船“东方公主号”去公海赌博，曾3天输掉上千万元。但凡招商引资，他必定是走一路赌一路，就连1997年在中央党校学习期间，他也多次溜到香港、澳门进行豪赌。2001年10月，马向东因贪污罪、受贿罪、挪用公款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并罚判处死刑。马向东的“赌神”经历发人深省：为何他去豪赌的路途永远畅通无阻？怎样完善我国的禁赌立法，突破赌博难以治罪的立法难局，在官员头上架设起预防赌博的“高压线”？
王怀忠，他是中国最嚣张的贪官。
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是公然索取巨额贿赂的典型。大部分**分子是因为抵御不住诱惑而收礼、受贿，而王怀忠不仅先后16次非法收受贿赂达人民币230余万元，还4次主动寻找“糖弹”吞吃，成为利用权力去“拦路抢劫”的“江洋大盗”。最为嚣张的是，当王怀忠得知中纪委专案组进驻安徽、即将对他展开调查后，他竟筹资200万元，放言以此“摆平”中纪委，其性质之恶劣堪称空前。结果，王怀忠的疯狂举动反而加快了他被查处的进程。2004年2月，王怀忠被执行死刑。我们不禁要问：这样的官员是怎样身居高位的？又是怎样的心理驱使他置党纪、法律于不顾，企图用“摆平之道”绕开现行的法律法规行事？
听了李天成的侃侃而谈，王国庆一时有些摸不着北。
他只好应道：“是啊，这些人都有些疯狂！丧失了应有的理性！”
王国庆本来是想说丧失了应有的党性，但又觉得在此时此地还是用“理性”一词更好。
两个人又闲扯了一阵，李天成再也没有提起过王国庆的事。似乎他已经将王国庆请他的目的忘和一干二净。
后来，王国庆一个人在宾馆里揣摩李天成关于问责和反腐的话题，这里面肯定是有大文章的，否则一个副部长不会同他扯了这么多。
想了一阵，王国庆突然恍然大悟。
如果反腐不行，就用问责，目的是为了清理掉k省听现任省长韩华华。
那他所做的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设法在k省“制造”出一件有轰动效应的“事故”来，让韩华华乘乘地引咎辞职。
不过，李部长可没有对他说，这些都是他自己悟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