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1622年·王书辉·《复兴会的土地政策就是土地革命》
王书辉一方面希望通过这次的土地赎买谈判，来教育官兵。另一方面，他也希望通过这次土地赎买谈判，能够教育一下顾君恩本人，让他认清现实。
实际上，通过对顾君恩的接触，王书辉觉得，在古代人里面，像他这样比较真诚的读书人是很少见的。
虽然王书辉接触到的古代读书人总共才只有三个，一个牛金星，一个宋献策和一个顾君恩。但是，在这三个人里，王书辉觉得牛金星权力欲很重，但是实际能力和他的权利欲却不匹配。而宋献策这个人，他表现出来的那种积极，有很强的投机味道。三个人当中，只有顾君恩一个人，在为人处世方面，很有点实事求是的意思。
最少，顾君恩这个人在和王书辉的接触中，从来不讲废话、蠢话和假话。别说一个古代读书人了，你让一个现代人做到这一点都不是很容易的。
出于这方面的考虑，王书辉把和松滋地主们的交涉事宜，交给了顾君恩来处理。这不是说王书辉故意的为难顾君恩，而是从现实的角度讲，整个复兴会上下，即使以前有能够和地主官僚们打交道的人，如朱微妏的那几个舅舅。可是在复兴会坚定的阶级教育下，现在的复兴会上下，对于地主们的看法，普遍也只剩下仇恨了。
所以，现在能够出面代表复兴会和地主们进行接触的，也只有顾君恩、宋献策和牛金星这三个人了。而宋献策和牛金星都不在，现在可以承担这个任务的就只有顾君恩。
听到王书辉向他介绍的任务安排，顾君恩心里一方面对王书辉能够接受自己的劝告感到高兴。而另一方面，他又对自己能不能把这件工作完成下来，充满了不安。
说起来，最了解地主阶级的人，只能是地主阶级。顾君恩虽然从自己的出身来说，对于被王书辉灭门的地主们感到怜悯。可是，同样作为地主阶级，顾君恩又是最知道地主阶级是多么短视和贪婪的。
顾君恩本人就是湖北钟祥人。钟祥离枝江最多几百里地的距离，一切风土人情，完全和枝江一样。和松滋伍家这种，由官宦人家当了大地主的还不一样。钟祥那地方，也是个土豪横行，劣绅遍地的地方。
地方乡绅，全是靠勾结县衙，把持税收，放高利贷，掠夺自耕农和佃农扩张自己的土地的。顾君恩的父祖两代人，就是靠着这样的手段，积累了几万亩土地的。
顾君恩从感情上是站在自家人那一边的。但是，从理性上，他不可能不对此感到厌恶。凡是读书人，凡是了解历史的读书人，无不知晓。天下变乱的根源，就是农民失地，地主富户欺凌导致的。所以，单是从这一点看来，顾君恩对于自己家人的那种短视和愚妄也是非常的失望的。
作为一个一直关心着家国天下的读书人，顾君恩也明显的感觉到，如今的大明朝有点江河日下的味道了。北边的北虏，东北的东虏，轮番的肆虐北地。这几年朝廷更是连失城池。几十万边军都奈何不了东虏。因为朝廷御虏无能，导致边地开销越来越大，连年加派之下，各地造反之事也是连绵不绝。
东北、西南蛮夷作乱，中原各地灾荒不停，天下草民揭竿而起，作为一个清醒的读书人，在复兴会看到那些情报部门整理出来的朝廷消息的时候，顾君恩也有种天下大乱的预感。
顾君恩对于王书辉的那本《万物一统律》里的那句，“决定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本性因素是内因”深以为然。在顾君恩看来，蛮夷作乱虽然对天下危害甚大，但是也没有复兴会对内宣传的那么严重。他认为，最终能够决定大明朝命运的，刚刚好，就是像自己的祖父父亲和松滋县士绅这样的，一个个地主士绅们。
要是天下的地主士绅都像他们那样，不顾百姓的生死，把百姓往造反的绝路上逼，那大明的天下必然要灭亡。如果天下的地主士绅，都能像枝江商盟那样，把盘剥百姓谋利，转移到经营工商谋利上去的话。那么，大明的天下不仅不会灭亡，反倒会繁荣昌盛起来。
所以，顾君恩一直仔细的观察着枝江商盟的运作和发展。他非常希望王书辉能够为所有的地主士绅们，提供像枝江商盟一样的支持和帮助。
说起来，在顾君恩心中，王书辉对枝江商盟的扶持，可不仅仅是赚钱那么简单。他认为复兴会的这个做法很有可能，就是一个有可能救亡大明的机会。
顾君恩的这个想法，曾经给王书辉造成了很大的惊讶。倒不是说顾君恩的想法对于王书辉是多么的开天辟地。而是顾君恩的想法，在历史层面上很像近代的那些资产阶级革命者，在理论的层面上，很像现代社会里不少支持资本主义制度的学者们。
王书辉知道，单单从理论的角度上讲。在明朝末年这个资本主义萌芽的社会里，推行资本主义制度，这在理论上是完全可行的。甚至可以说，就是以科学社会理论的角度去考虑的话，这个想法本身也没有任何的理论错误。
但是问题是，历史已经针对这个办法给出了鲜明的答案。在中国这个有着两千多年封建制度历史的国家里，资本主义的力量永远也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