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如果严格的说，大明朝的最高权力机构既不是内阁也不是司礼监。在洪武皇帝朱元璋时代，大明朝的政治体系里既没有内阁也没有司礼监。这个精力充沛的，出身于底层的劳动人民的皇帝，一手把持大明朝所有的权力，对大明朝大大小小的事务进行着一体的决策。
当然了，政治体制是个在不断完善的过程。而且，大明朝的任何一个皇帝的精力和体力，都没办法和那个因为生活贫困，做过放牛娃、乞丐和和尚的朱元璋相媲美。从那个热衷于军事，对蒙古进行过五次北征的明成祖朱棣之后，大明朝的皇帝对于国家的管理就开始依靠一外一内的两个幕僚机构，即文官内阁和太监司礼监。
明成祖设立内阁。明宣宗设立司礼监。这两个机构从本质上说，实际上是辅佐皇帝处理政务的秘书机构。这就像地方官治理地方要依靠幕僚师爷一样，皇帝对于国政的处理，也需要大量的幕僚进行帮助。
不过呢，在中国这个独特的权力封建的社会里，因为一切权力的来源都是在法理上拥有一切土地和臣民的皇帝，所以，在中国的这个权力封建社会里，谁离皇帝越近，就意味着谁的地位越高，谁的权力越大。
内阁和司礼监的文官和太监们，因为工作的关系要经常和皇帝进行接触。就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政治制度的改革，原本不过和司礼监，成了整个大明王朝一外一内的两个最高的权力机构了。
相比较完全是工作原因才能接触到皇帝的外朝文官，太监们因为和皇帝生活在一起朝夕相处，所以往往太监们和皇帝的关系更加的亲近。而又因为太监这种阉人没有家族作为自己的利益依托对象，所以皇帝对太监们也更加的信任。
这样一来，同样作为皇帝秘书机构的完全由太监组成的司礼监的地位，就要相对于文官内阁更高一些。
事实上，因为太监身份对皇帝的依附性，使得太监们的一举一动更多的是直接或者间接的代表着皇帝的意志。太监们和文官之间的政治斗争，实际上也就是皇权和文官之间的斗争。
太监们从来不可能脱离了皇帝而存在。太监的所有权势全都来自于皇帝。但是，也不是说，皇帝和太监之间的关系也只是简单的单方面的关系。太监，特别是司礼监的太监们，完全可以凭借自己和皇帝的亲近关系，直接或者间接的影响皇帝。
比如说，每天都要交给皇帝过目的奏折批红方面。单是一个奏折摆放的位置上，司礼监的太监们就可以从中做出无数的文章来了。
就以魏忠贤为例吧。魏忠贤在给天启皇帝呈送经过司礼监整理过的奏折的时候，一般就会把他自己不怎么太在意，他自己不太看重的奏折放在上面。而那些他比较看重，非常想要贯彻自己的意志的事情的奏折，他一般都会放到底下。
关于这个问题，非常了解天启皇帝的魏忠贤是这么看的。天启皇爷本身是不喜欢朝政的，但是像当年喜欢炼丹嗑药的嘉靖皇爷一样，他对于朝政也是很关心的。但是呢，这种关心，也只是三分钟的热度。
大明朝的事情这么多，就是经过了内阁和司礼监的拣选之后，剩下的比较重要的奏折每天也是满满的一大摞子。天启皇帝往往就是看看摆在上面的十几个奏折，关心一下有关赋税和边事的奏折之后，就把所有的事情都交给自己去办了。
魏忠贤深知天启皇帝的秉性，所以他在奏折的摆放上，往往就会采取这样一种办法。
不过1626年的四月这一天，魏忠贤并没有像往常一样，把有关湖广方面的奏折放在最底下。有关弹劾王书辉的一大摞奏折，被魏忠贤放在了今天这摞奏折的最顶上。
魏忠贤这么做是有着极深的用意的。
五天前，司礼监先后收到了三份奏章。第一份奏章是承天府兴都留守司镇守太监穆楠的报急奏章。这份奏章的内容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无非是说承天卫的军户不安分，有部分军卫因为饷银待遇方面的问题闹事儿而已。
第二份奏章则是湖广巡抚姚宗文的。这份奏章的内容和穆楠的奏章相互响应。说的是湖广巡抚姚宗文已经命令总兵王书辉带领精兵强将前往承天府平息兵乱了。
这前面两份奏章倒是没让魏忠贤感到有什么不对头的。大明朝这么大个国家，别说是现如今这种到处是灾荒动乱的坏年头了，就是开国初期的时候，各地的民乱兵乱也从来没少过。所以，在现如今这种倒霉的时代里，每年出他十几起乃至于几十起的兵乱都不算什么大不了的。
在大明朝，巡抚最初原本就是主管地方军事的中央外派官员。到了大明中期之后，巡抚已经从中央外派官员转变成了地方色彩浓重的主管一省或者几省，或者某些要点地区的军政民政一把抓的封疆大吏了。
别说像承天府这种地方出了事情，地方巡抚有权直接处理。就是像凤阳，像南直隶这样的重要地区，一旦当地出了什么事情，管辖当地的巡抚大员也是有直接处理事件的权力的。
所以，姚宗文插手承天府方面的事情，那是要多正常有多正常。
关键是，第三份来自湖广的奏折让魏忠贤有点犯嘀咕了。这第三份奏折是湖广总兵王书辉上的。奏折的内容就是，承天卫发生了兵乱，巡抚姚宗文命令王书辉带兵镇抚。现在事情已经完满结束了。不过就是在镇压叛乱的过程中，承天府镇守太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