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思想上具有沙文主义倾向的唯物主义者，王书辉因为掌握了科学社会学理论的工具，所以能够对民族主义思想有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
对于他来说，在全面工业化的现代中国，民族主义无疑是一种难以避免的错误思想。民族主义固然是社会工业化必然的副产品，但是在科学社会学理论看来，在社会化大生产的环境下，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环境下谈论民族主义，实际上是走上了一条不科学的歧路。
资本主义制度把人类社会简单成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个部分。在这个历史条件下，阶级理论才是对社会的清醒认识。用阶级的观点分析资产阶级社会，才是一种科学的思想方法。
不过话说回来了，民族主义这种思想意识固然在现代社会里是错误的，是不科学的。但是在封建农业社会里，在中国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这个社会阶段里，民族主义的思想不仅不能算是错误的，而且还得算是一种进步的意识形态。
资本主义促进了民族主义的产生，民族主义促进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所以说，在明朝末年这个历史环境下的民族主义还是有促进社会进步的意义的。
但是，在意识形态层面王书辉并不准备过度的宣扬民族主义的思想。
对于他来说，虽然知道具有民族沙文主义的倾向，但是把所有的民族改造成认同中华文明，接受中华文化，生活在中国这个国家（需要注意的是中国的领土范围是不断扩张的）里，使用中国语言，参与到中国的工业化社会大生产中的中华民族的一份子，与复兴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工业化建设，与未来中国领导世界发展和进步的大方向并没有根本的矛盾。
王书辉认为，根本就不需要专门的强调民族主义的思想，只要复兴党在工业化这条道路上走下去，只要中国这个国家彻底的工业化，那么在中国工业化的发展过程中，所有的民族、国家、组织、个人，都要必然的被工业化的过程所消解，最终成为工业文明的代表——中华民族的一员。
马老人家在《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对于王书辉来说，落后的资产阶级可以做到的事情，那么在社会的组织上已经被历史证明了是更先进更成熟的中国经验，由复兴党这个先进的组织领导中国人民使用这个经验建立的新中国，就会更加有效的通过工业化的手段，把所有的落后民族、国家、组织和个人彻底的改造成新的中国，新的中华民族的一份子了。
当然了，这个被作为先进文明的代表中华民族改造和吸收的过程，肯定不是一个和风细雨的过程。所有拒绝进步，所有抗拒中华民族融合的民族、国家、组织和个人，都会遭到复兴党领导的新中国的无情的碾压。
使用一切手段推动社会的进步和文明的发展，使用一切手段扫清中华民族领导世界走向进步的障碍，这就意味着，那些抱着封建主义、民族分裂主义等等落后思想的民族、国家、组织和个人，都会遭到复兴党从意识到肉·体的全面毁灭。
这就是为什么王书辉领导的复兴党，对于那些拒绝进步拒绝工业化改造的顽固封建地主阶级；因为本民族共同利益坚持民族分裂立场的后金女真；坚持农业社会的意识形态使用造反的手段进行封建权力斗争的农民造反军，要进行无情的打击和消灭的原因。
毛老人家说，“人民靠我们去组织。中国的反动分子，靠我们组织起人民去打倒。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
复兴党的政策和纲领在后世人眼中固然有点不人道，但是社会的进步和人类的发展是一个客观的过程。无数的人类民族、部落、国家和政权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消失了。如果说不人道的话，那也是因为社会进步和历史发展本身是非道德的一个过程。一切妄图用道德来衡量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的过程的想法都是非科学的。
不过从客观上讲，17世纪的世界还不是一个有着普世价值的虚伪世界。和未来世界的丛林法则掩盖在光鲜的普世价值下不同，现在这个世界奉行的是最直白最简单的丛林法则。
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说，十一年前被复兴党俘虏的葡萄牙传教士曾德昭，现在就是复兴党商务局的一个受雇佣的“临时工”。
就以他来说，作为葡萄牙人的曾德昭这个曾经的宗教人士虽然是个葡萄牙人，但是他却丝毫不觉得自己接受兼并了葡萄牙的西班牙王国领导有什么不对劲儿的。民族主义这样的东西，在曾德昭这个在西方世界算是知识分子的人头脑里都是不存咋的。
对于他来说，服务于西班牙政府，在西班牙帝国扩张国土和势力范围的过程中扮演先锋军和间谍的角色的同时效忠教皇，没有任何意识形态上的别扭和冲突。
当然了，在复兴党治下接受了十年的劳动改造和思想教育后，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