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能把事情做对的人不见得掌握了真理。可是掌握了真理的人却一定总能够把事情做对。
王书辉这个人放在现代社会里，最多就是他读过的书，进行过的思考比平均水平要高一些而已。但是他身上有一个特质确实是不容忽视的。这个人，他身上有一种不断的反思自己、认识自己、改造自己的决心和习惯。
他这种底层社会出身的人，因为环境相对艰苦的原因，往往意志力相对要强大一些。但是奇葩的是，王书辉没有像大多数人那样把这种百折不挠的意志放在个人的经济成功和社会地位的提升上，反而把这种百折不挠的意志力放在了思考问题方面。
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王书辉才显得非常的与众不同。与那些被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压力推着走，不得不改造自己以适应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的大多数人不同，王书辉成了一个能够化被动为主动，化自觉为自发的不断的主动的改造着自己的人。
王书辉的这种特质在他很小的时候就显现了出来。他的中学语文老师就曾经评价说，他是个“闻过则喜”，“过则勿惮改”的人。
从现代到古代，从大学老师到革命领导者，王书辉身上的这种特质，一直都没有改变过。
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因为王书辉身上有着这样的特质，才使得王书辉能够在陌生的历史环境中适应重重的压力，不断的取得事业的成功的。
发现了自己的判断失误，立即就能根据实际情况审视自己的问题和错误，而不会因为思想的懒惰和惯性去维护自己的失误和错误，这样的事情，其实并不是大多数人能够做得到的。就是那些相对优秀的人，他们在面对自己的失误和错误的时候，在对自己的失误和错误进行改正之前，也是要进行大量的心理建设的。
但是王书辉就不会这样。他清楚的知道，人的发展和进步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的犯错误，不断的改正错误的过程。他当然不想犯错，但是他却能够清楚的认识到，错误是一种不可避免客观性存在。对于他来说，发现错误，改正错误，这是一个完全可以平静对待，快速反应的过程。
王书辉在调研过程中从来都是不发一言的。可是他身边的人也都知道，一旦王书辉完成了调查研究的工作，那么王书辉做出的决定，说出的话，那就一定是有着充分的证明和根据的无法反驳和质疑的话。王书辉总会像一个医生一样通过调查研究这种“望闻问切”的手段，精准的找到问题的所在，并且总会针对问题提出具体的解决办法。
但是这一次，王书辉在朱湖农场的表现真的让无数人都跌破了眼镜。
制度建设是复兴党内最重要的工作。一切都要按制度执行，一切问题都要用组织原则来解决，这是王书辉领导复兴党十年来一直坚持的目标。事实上，因为王书辉本人一直坚持着按照制度，依靠组织，几乎从来不会轻易的针对具体的人和事情发表观点和看法，以至于很多复兴党的党员们都忘记了，作为复兴党的创始人和复兴党所有党员的导师，在客观上，王书辉的存在是超然于制度，超然于组织的。
毫不夸张的说，在复兴党内，王书辉本人不仅代表着复兴党，代表着复兴党的思想理论和组织制度，王书辉本人更是超越复兴党，超越复兴党的理论思想和组织制度的存在。对于成千上万的复兴党员来说，王书辉本人说的话做的事，都是完全高于复兴党的组织制度的。
所以当王书辉在朱湖农场的党员干部大会上非常直接的针对农场班子的一些人和一些事的时候，这件事情所产生的震动真的是非常的巨大的。
后世人对毛老人家有某种误解。他们总是认为，毛老人家有一大批忠诚于他的人，他的所做所为都是要维护那些忠诚于他的人的。其实他们没有认识到，在组织里拥有着巨大无比的影响力的他，实际上是组织本事的化身。组织里的所有人都是忠诚于毛老人家的思想的人，根本就不存在忠于他和不忠于他这样的封建化的划分。
组织庞大化的副产品是组织的官僚化。即使伟大如毛老人家者，在面对巨大的官僚体系的时候，也不得不经常性的另辟蹊径，通过四处吹风，支持一些具体的人和事情以推动整个官僚体系的改变。
其实这种办法不仅仅是他在用。只要是在组织里威望巨大的人都可以使用这样的方法。南方视察和讲话，其实也是这样一种手段。只不过，和毛老人家相比，绝大部分人对组织的影响不可能有那么巨大。大部分的后来人在组织内不可能有毛老人家那么巨大的威望而已。
领导和管理庞大的国家和人民需要制度建设。依靠制度建设和组织原则运转组织也是一种必然。但是这并不是说，对于一个组织产生影响就只能依靠制度建设和组织原则的。
把问题想清楚了的王书辉，在情绪上重新开始进入到对工业化新中国建设的那种焦急中去了。
他不想要继续浪费时间回到武昌通过开会和层层传达的办法去改变现状。他要通过发表讲话，给那些在工作中做的对的干部们撑腰打气。他要通过这种手段，快速的转变党内的现状，处理党内那些正在成为革命阻力的问题人物，使复兴党回到正轨上去。
“我们复兴党人在面对矛盾的时候把矛盾分成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不断的根据实际情况搞清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