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之后的五年时间里，随着复兴党的轻工业产品开始对江南地区进行全面的倾销，整个江南地区的丝绸和棉布生产全部都被打击的七零八落。而与此同时，因为粮食价格的不断走高，整个江南地区居然出现了大量的棉田桑田被人为的烧毁，重新改为稻田情况。
而到了五年之后，崇祯皇帝逃到江南地区的时候，还没等崇祯皇帝在南京把南明政权的给理顺清楚，复兴党就开始对江南地区进行大规模的粮食倾销。
一方面复兴党自己的粮食生产规模庞大，产量惊人，另一方面复兴党凭借着发达的海运，轻松的从安南、暹罗等东南亚国家用工业品获取大量的廉价粮食。
所以从崇祯皇帝逃到南京开始，复兴党的粮食倾销用了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就使得整个南方地区的粮价就从一石稻谷十七两银子的价格，一路跌落到一石稻谷一两银子。
到崇祯皇帝再次南逃到杭州之前，米价一直处于南方地区最高水平的南京地区，稻谷的价格已经跌到七钱银子一石了。
所谓利益既得集团，其实可以这么来看待。这群掌握了经济特权和政治特权的“精英人物”们有一个最主要的特点，那就是无论外部环境怎么风云变幻，无论国家是稳定还是动荡，无论这些“精英人物”们是干什么还是怎么干，反正他们都是能够源源不断的获取利益的。
五年前的桑棉崩溃，从宏观的角度讲确实是因为复兴党的工业品倾销造成的。可是复兴党控制的是北方地区和湖广地区，在江南地区他们也没有那么多的销售网点供他们进行工业品倾销。
复兴党的工业品倾销能够成功的原因很简单。那就是早在很久以前复兴党刚刚兴起的时候，整个江南地区就已经产生了一个新生的阶层，这个阶层就是买办阶层。
复兴党对江南地区的经济影响是通过买办阶层实现的。
没有这些出身于江南地区的大地主大官僚阶级的买办们，复兴党是没有办法不通过武力手段就实现对江南地区的工业品倾销的。所以五年前的桑棉大崩溃虽然让大批的中小地主全面破产，但是那些作为买办而存在的大地主大官僚却乘机兼并了更多的土地，进一步的壮大了自己。
这就是为什么崇祯皇帝从北京逃到了南京之后，对南京地区的士大夫们毫无办法，处境比他在北京的时候还要糟糕，几乎处于被架空状态的真正原因。
而当五年之后，复兴党通过江西、湖南、福建等地的新买办对江南地区进行第二次经济打击的时候，已经变成了坐拥几十万亩良田的超级地主老买办们，就像他们曾经击败的那些对手一样，也都陷入到全面破产的可悲境地中了。
两次经济打击，让南明地区的买办实现了更新换代的同时，也让内讧不止的南明政权越发的混乱起来。
除了实现了对南方地区经济的全面渗透以外，两次经济打击也造成了整个南方地区几千万规模的手工业者和农民破产。
借着这股东风，在1632年到1634年之间，复兴党的在南方地区势力范围进一步扩展。
通过对湖南地区和广西地区的占领，复兴党实现了对整个南中国的东西隔绝。
而正是因为那几千万破产的手工业者和农民，复兴党才能够在南海地区开辟大量的热带农场，开始大规模的生产橡胶和棕榈油的。
实际上，在复兴党大规模的经济手段和小规模的军事手段的推动下，到1636年前后，南方中国已经被划分成为四个势力范围了。
最东部的浙江地区、江西地区、福建地区和广东地区，还属于仍旧进行着纷乱的内斗和党争的崇祯政府的势力范围。
不过在这个日趋没落的南明小`朝廷里面，除了树大根深的东林党集团以外，还有着作为买办阶层而存在的赣党集团，以郑氏海盗集团为依靠的闽党集团和以广东地区的地主和商人为主体的粤党集团盘踞其中。
从某种程度上说，崇祯皇帝虽然非常明智的从南京那个大泥潭里一路逃到了杭州，把事情做得十分的果决，但是他也没有完全逃脱沦为江南士大夫集团的傀儡的下场。虽然目前的崇祯皇帝在孙承宗和袁崇焕的勉力支持下还能够进行一些有限的挣扎，但是彻底的变成一个泥胎木偶，正在变成一个越来越明显的可能。
湖南地区和广西地区作为复兴党的势力范围，目前大体上处于稳定状态。
除了近千万的南方地区的破产手工业者和农民被分流到北方地区以外，还有近千万人口的南方破产手工业者和农民正在和湖南地区、广西地区的人民群众一起接受人手已经变得相对充足的复兴党的工业化培训和教育。
一条连通南北的铁路，正在湖南和广西地区兴建。
除了针对湖南和广西地区的一些山区还有一些“轻微”的军事行动以外，整个湖南地区和广西地区，目前都处于一个相对平稳的基础设施建设阶段。大量的农场和工厂正在被兴建起来。而相对过剩的人口也被复兴党分流到了南海地区的复兴党国营热带农场中。
除了南明政府和复兴党控制的湖南和广西外，目前的云贵地区主要有两股势力。
其中一股势力就是被复兴党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