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明王朝时代的人来说，没有被判处流放和死刑，就是轻微的惩罚了。明王朝根本就没有无限期监禁一说。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在当时的中国，也没有任何的人权可言。”
“在我后来，接触到复兴党的资料之后才发现，人权也不过是复兴党对外的意识形态推广的一种说辞罢了。现在，在所有的欧洲国家里到处兴风作浪的人权主义者，其实大部分都是领取华元补助的家伙们。
大皇帝陛下保佑，现在我有了中国国籍，可以享受中华帝国保证的言论自由。要知道，说这种话的人，如果没有中华帝国国籍的话，会是一种什么样的下场。”
——《我是中华帝国公民》曾德昭·著
王书辉发现，这个时代的中国人在对外国人的态度上，和王书辉所处的时代很相像。在现代社会里，王书辉这个年龄段的人的父辈和祖父辈，在对待外国人方面，呈现出一种民族主义的倾向。只要是涉及外国人的一切，他们都会表现出警惕和敌视来。
王书辉这个年龄段的人，在对外国人的态度上则表现的和他们的父辈和祖父辈有明显不同。
他们这个年龄段的人虽然也对近代史上中国受到的屈辱感到愤怒和慨然，不过，在他们生长的时代，中国处于重回世界第一宝座的阶段里。在面对外国人的时候，他们表现出的，更多的是一种超然的自信和从容。除了美国之外，世界上没有能够媲美中国的国家，即使美国也马上将会被中国赶超。这是王书辉那个时代的年轻人的一种共识。
在面对欧洲人的时候，因为经济危机导致的欧洲国家的普遍衰落，让王书辉这个年龄段的人比较看不起欧洲人。在他们眼中，自己都处于严重的经济和社会衰退中，却把环保和人权宣传当成是唯一输出手段的欧洲国家，非常的猥琐和可笑。
就王书辉本人来说，他就认为，欧洲人正在重新适应他们本来天生的位置——落后和衰退的二流国家。
王书辉瞧不起正在处于彻底没落阶段的现代欧洲人。现在正处于社会上升阶段的欧洲人，也普遍的被大明王朝时代的中国人所瞧不起。没见过红毛夷人的王书辉的老婆朱微妏的几个年纪相对比较轻的舅舅，还专门到监狱里看了看那个传教士。
王书辉是听过他们的观后感的。大略都是些“蛮夷”、“生番”，“尚未开化”，“需要教化”之类的老生常谈。
王书辉也问过他身边的几个值班的警卫人员和行政人员。他们对于传教士曾德昭的看法也比较统一。大部分人认为，曾德昭是个很无所谓的，像个野猫野狗之类的东西。很明显，他们觉得，既然曾德昭先生窥探了复兴团，犯了实实在在的罪行。那么，把他随手砍掉也就是了。
王书辉不能说他们是错的。如果他们没处于复兴会这个团体的话（复兴会大考核于九月中旬结束，四百多人通过考核加入复兴会）；如果他们还处于明王朝，甚至是之后的清王朝的那种固步自封的思想状况中的话，王书辉都会说些要有警惕思想，要学习西方之类的话。
可是，处于复兴会这个目前世界上，甚至可以说在今后的两三百年里，都会是最先进的组织之中，学习和实践着超越这个时代两三百年的文化知识和思想理论的复兴会成员们，说出鄙夷和歧视欧洲人的话，王书辉觉得理所当然。
自然，在王书辉这种思想下，曾德昭传教士的下场就比较凄惨。他被人民委员会的法务中心，判处了和张天禄的锦衣卫探子，以及几个枝江县外的几个大股土匪的探子一样的刑罚：剥夺一切权利，在王书辉名下的煤矿中接受劳动改造。
曾德昭就是在劳改的过程中发现，在王书辉的治下，无论是多大的年纪，从事什么样的工作的人，都很明显的非常热爱学习。就连他们这些罪犯，也被命令必须在每天的繁重劳动之余，接受教育。